新区、特区、开发区、自贸区有何不同？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区”层出不穷。

改革开放伊始，国家设立了深圳等“经济特区”，区内实行特殊政策；

80年代中期，又分别先后建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设定沿海地区的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所辖县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断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成立，能够进入“开发区”的企业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

90年代初期，又陆续出现了10多个“国家级新区”，近些年又设立了“自贸区”等等。

为什么会不断设立各种“特区”、“开发区”、“新区”？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涛雄教授曾撰文分析：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推进改革和发展，大家的认识不一致，在全国统一推动改革开放的话，许多措施不一定都行得通。在此背景下，开始在不同的地方设立比较特殊的区域来促进开放和发展，除了最早设定的“经济特区”，还有后来开辟的“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开发区”和“高新区”，均是前期推进开放和改革战略的产物，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比如，之所以建立“高新区”，正是因为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上下一致认识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更加需要特殊的政策扶持。

刘涛雄教授认为，当前，要解决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破解一些制度上的瓶颈，既和技术产业特性有关，也和地理区域特性有关，既和整个社会治理有关，又和管理体制及政府的政策等很多方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需要更综合的措施来解决这样一系列问题。“国家级新区”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应运而生，从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到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再具体到市场与企业组织，多渠道多角度综合入手，探索发展新模式。

国家级新区主要是行政区划调整的一种措施，由中央政府批准设立并拥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新区的地理范围比较小，通常是一个市内的某一个区域。“国家级新区”的布局更多的会考虑怎么样通过新区的建设带动区域的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增长极，改变整个区域的发展态势，有辐射效应。

比如：上海的浦东新区对长三角、东南沿海及沿江的经济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带动作用；重庆的两江新区，对重庆整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

目前，如果算上河北雄安新区，国家级新区总数为19个。

为了稳妥推进改革，中国一直采取先局部试点、再推广经验的渐进式改革策略。改革开放早期，曾设立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区内实行特殊的政策。综合改革试验区与特区在性质上比较接近，但“试验”内容更明确。比如，有的针对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有的针对资源环境问题等。

“经济技术开发区”既着眼于产业发展的规律又着眼于区域发展规律。特别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不同的产业之间如何互补，突出产业的集聚优势，政府都要发挥较大的作用。能够进入园区的企业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优惠提供工业用地和税收减免。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更多的是着眼于产业发展规律。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初期需要政府的扶植加以培育。科技部对于“高新区”的介入甚至都细化到了产业的指导目录，也就是说，哪个地方的高新区应重点发展何种产业，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自贸区即自由贸易区，园区内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活动适用的关税、审批和管理政策灵活。

各种“区”相互之间并不是排斥的，同一个地方可以同时具备多种“区”的身份。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将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布局和调整优化京津冀空间结构中起到关键作用。通过建设雄安新区，将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

可见，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深圳特区的使命是让世界进入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是窗口和桥梁的作用。浦东新区最重要的是金融发展和国际化。雄安新区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应该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是中国的“硅谷”。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耀看来，当年说浦东新区是一个政策最优惠的地区，“比特区还特”，所以，雄安新区很可能按照“特区”的模式来发展。 

雄安新区的远期规划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与深圳相当，比浦东要大。正因如此，它未来的拉动能力不可小觑。按照要求，雄安新区将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这样的发展思路也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一样，为城市发展提供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也将在未来为很多区域疏解、承接起到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