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新药“保险”：临床试验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泰格益坦总经理李浩博士

李浩博士表示，新药研究上市后的首要目的是让病人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而风险差异除了体现在不同临床试验阶段、不同治疗领域、不同的药物属性及不同的药物注册分类中，还体现在药物本身 “是药三分毒”的层面。因此为确保受试者安全，需要企业、国家法规、研究者、临床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各司其职，有效整合。对于任何监管部门而言，审批新药时首先应关注药品的安全性问题。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药物临床试验起步晚，长期以来是以仿制药、进口和Me-too研发为主，对创新药物临床试验及药物临床试验风险管理的认识几乎是空白。李浩博士强调，加入ICH后结合CFDA新政策后，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建立临床试验风险管理体系。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结合几个层面建立临床试验和上市后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具体包括：临床前安全资料和评估、伦理考量、知情同意过程、研究者手册等安全信息参考资料的建立，风险管理下的临床试验方案中安全性相关要求的建立，个例严重不良事件的管理、收集、分析与评估、报告及安全数据库，药物安全信号检测、评估和沟通过程、研发阶段安全性更新报告/安全性年报告、风险管理计划，“药品注册审评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药品上市后的承诺/研究等方面的规范化标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新药的临床研发过程中，药物审评过程将临床研究和药物带来的风险最小化并病患利益最大化，从而确保受试者和病患在临床研究中的获益最大化。

考虑患者安全是临床研发中的原则问题，因此，临床前安全性资料和评估是临床研发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在临床试验的早期阶段，确定风险可控范围可为后期阶段试验提供有力依据。所以，不可忽略或不重视风险可控范围的确定。在开展临床试验时，应在方案设计中对产品的安全性特性进行详尽的阐述，明确对试验药品安全性终点事件定义、收集和分析并且除满足法规的严重不良事件外，还应依据试验药物的安全性特性， 在试验方案中定义并收集该产品特殊关注的不良事件。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对入排标准照本宣科，应充分考虑保护受试者安全，杜绝高危患者入组。

在临床试验过程中，早期阶段药物风险可控范围可从同类产品前期临床试验结果、以往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作为重点关注不良事件的收集并加以分析研究而确定，便于判断研究药物是否会增加受试者安全风险。研究者手册（IB）不仅仅可以让研究者了解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更可作为临床试验早期阶段或上市后药物安全的参考资料，所以IB的制作必须详尽，应当包含一份独立的研发阶段核心安全信息(DCSI)。除了IB以外，严重不良事件报告是临床研究监查中最为关注的环节。对于新药开发，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一定的措施规范药物临床过程中所收集的各种安全性资料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而就国内来说，如果尚在起步的申办者需要建立药物安全体系（例如规范化的流程、药物安全数据库、不良事件的编码处理等）可以借助CRO公司的支持。

在药物研发阶段，对药物安全性信息进行周期性分析对于保护受试者的安全是非常必要的。药物安全性信息的周期性报告使我们对药物有全面充分的认识，从而完善药物收益-风险评估，给我们提供更充分的依据来制定风险管理计划，保护受试者的权益。除此以外，对有争议的新药应当谨慎地科学、公平地方式评审其风险/收益，需要一套注册审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流程建立，通过投票表决的形式向申办方或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信号检测、评估和沟通是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为达到监测要求，企业应建立合理的安全信息收集、监测、评估安全性信号详细流程，任何重要安全性信息（如产品新的风险）应该及时更新研究者手册或知情同意书，监管部门可以发布重点关注医学事件列表供申办方信号检测和自己审评参考。

最后，药品注册申请人应在整个药品生命周期管理中持续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风险管理在药品的生命周期中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反复过程，需持续评估药品的获益风险比。我们应当认识到临床试验过程的循证有局限性，在上市和上市后产品的风险管理中，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一步解药物生命周期的安全和有效性。

医学研究终会给人类的公共健康带来利益， 增加药品带给病人的利益和降低潜在的风险是新药研究以及上市后的首要目的。在制药行业国际化发展和临床试验产业化的大趋势下，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药物临床试验的整体水平迅速提高。然而，还需认识到，我国临床试验机构对创新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的风险把控能力仍然亟待加强。加强药物临床试验风险管理迫在眉睫，在实现临床实验风险最小化保护受试者安全的征程上，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建设和管理依旧任重道远。

医学III部 孙丹云和益坦 张建|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