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朋友，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当第一次从《我们的中国梦》里听到这句话时，脑海里第一浮现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爸爸是一位是急诊医生，妈妈是一位儿科大夫。打小开始，凡是有人问起我爸妈的职业，我都会很骄傲地回答说，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
3岁时，我觉得，加班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不然怎么爸爸妈妈都爱加班呢？那时我觉得，在医院工作真好，不用被关在家里，可以天天在外面“加班”玩。
5岁的时候，听别的小朋友说，大人的书不好看，密密麻麻全都是字，可是我告诉他们，我爸爸妈妈不一样，我家里不但有一摞一摞的书，而且他们下班回家还爱看书，他们的书上有好多图，他们告诉我这是医学书，那时我觉得，当医生真好，可以每晚看带图的书到深夜。
7岁时，班上流感来袭，很多同学都不幸中招。同学们的父母在漆黑的夜里风里来雨里去，背着孩子去医院，排着队又是打针又是缴费开药，一折腾就是一晚上，以致于成为很多孩子后来写作的素材。那时我偷偷地骄傲着，因为自己生病时，都是躺在家里的床上，由妈妈亲自诊断的，简直是高级贵宾待遇了。可是然后，在风里雨里漆黑的夜里，爸妈丢下生病的我去医院加班了。
9岁时，赶上汶川大地震，妈妈成援川医生，一去就是大半年。记得那时候同学都有妈妈的陪伴，自己却可望不可即。怕影响妈妈的工作，所以只敢在夜里给妈妈打个电话，听到妈妈的声音眼泪就不争气地想往下淌，泪水在眼眶打转，尽力不让声音变得哽咽，怕妈妈担心所以告诉她我只是想她了。那时觉得当医生好辛苦，能去陪伴千里之外没有血缘关系的病人，却无法陪伴挚爱的亲人。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有点心疼那个小女孩所承受的思念之苦，却同时也庆幸她给妈妈的理解与支持。
14岁时，上了初中，有次爸爸给我开家长会，开始了10分钟还没到，我打电话催他，听到他解释道，“刚收了个病号给耽误了，闺女你是几班来着？”还有家庭聚餐，朋友聚会上，因为临时重病号而姗姗来迟也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就是这样的爸爸，却还记得他有一个阑尾炎患者是我的同班同学，还跟我询问起她现在的病情如何。
15岁时，和妈妈一起出门，不管是买衣服还是逛超市，妈妈几乎都能碰到熟人，都是找她看过病的，有些人妈妈甚至不认识，但他们面对妈妈都奉上一致的热情和好评，“张大夫呀，你不记得我啦？我家孩子找你看过病呀……”这是我再所熟悉不过的对话。
16岁时，妈妈从儿科转到新生儿科，工作的繁忙又提升了很大强度。人们都说白衣天使，但在我眼里她更像一个身披白大褂的女战士，经常看到她中午回家简单地吃上几口饭，甚至有时只在单位订外卖，小憩一会后下午又投入战斗。因为新科室人手少的原因，妈妈还总是在自己的休息日跑到单位主动加班，回家以后也继续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专业知识，让我看了都心生愧疚。还有好几次，妈妈半夜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毅然拿起电话走出家门，以最快速度赶到医院，生怕孩子出问题……
如此种种，比比皆是。
所以我可能比任何孩子都更早更清楚地知道，当医生有多累，多忙，医患关系是多么紧张，多么难处理。但我更知道的是，爸爸在家里讲起，病人康复出院时，妈妈在餐桌上谈到，危重孩子被抢救过来时，他们充满着成就感，嘴角上翘，神采飞扬。这样的画面，从小伴随着我长大。
是啊，对生命的力挽狂澜，让他们在我心中，伟大到闪闪发光。
我从内心深处佩服着他们，他们对这份职业的虔诚与负责，也影响着我的人生路。
以前，现在，以及将来，我都为我的父母而感到骄傲。
（新生儿科 张田女儿 董娅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