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恶性伤医不是医患矛盾 而是犯罪！

　　2018年08月03日，“中国心脏大会（CHC 2018）”在北京隆重举行，在第三届中国血管大会（CVC）“医术·艺术”人文论坛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先生应邀发表演讲，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对医学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以下是我们对这一演讲的整理，谨供大家参考。

　　还有18天，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医师节，我要在这儿提前祝在座的各位，医师节快乐。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曾经两次提案希望设立医师节。当医师节终于批下来了之后，要思考的就不再是设立这个节日的问题，而是从此之后，医生、医疗界包括社会，该怎么去过这个节？

　　有人说，你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我说可能都因为我们都姓白吧！其实，坦白地说，我真不是在为医生说话，而是自私地在为自己和每一个生命说话。中国的古人将人的一生总结为四个字——生老病死。请问“生老病死”这四个字，哪个字所代表的阶段能离得开医生这个职业？因此，妖魔化医生，去放大医患关系中间存在的矛盾，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使自己的生命航行越来越踏上了一个充满风险的轨迹。

　　我们傻吗？刚开始可能是凭着作为一个媒体人的直觉和职责，在替医生说话，因为的确有很多问题。当黑龙江多年前发生患者杀死医生事件后，我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我们都有可能是凶手》。因为网上居然显示有超过80%以上的留言认为该杀。坦白地说，相当多的医患关系的冲突事件，被冠以“医患关系的矛盾”是错误的，因为那是犯罪。

　　所以，后来又出现了台州和温州的恶性伤医之后，我跟凌峰教授等很多人联名给公安部等部门写信，要求尽早惩治涉及医疗的犯罪。所以这是犯罪，不是一个医患关系的问题。

　　随着对这个领域了解的越来越多，困惑也就越来越多，我今天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我内心的与各位这个行业有关的一些困惑，当然大家可能各自也都有各自的答案。

　　首先，在进入这些困惑之前，还是要回到马上要迎来的第一个医师节，我们该怎么过？接近100年前，北大的蔡元培校长在面对校庆日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校庆日不是欢庆日，而是闭门思过日！”8月19日，这个“医师节”也绝不是欢庆日，对于社会各界而言，可以成为尊敬医生，和思考医生、医疗在我们整个人类运行过程中扮演怎样重要角色的一个日子。但是，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却应该闭门思考我在从事的是一个怎样的职业。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医生是介于普通职业和佛之间的一种职业”。刚才主持人说，我们既需要医学作为科学本身，也要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面。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医学太复杂。在我看来，它的复杂就体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医生在面对患者的时候，既要完成生理治疗，又要面对心理治疗，这才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所在。

　　因为心理活动千差万别，所以当你选择了一种职业，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选择了一种生命方式，没什么可抱怨。我选择了记者这个行当，没有什么朝九晚五，我也没什么可抱怨。我相信，全中国绝大多数的医生也没在抱怨。因此，让社会各界怎样更好地去理解医生这个行当，是健康中国大战略下的一个大命题。如果全社会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和医疗界、医生之间的关系，健康中国的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就要打大折扣。

　　好了，这算是一个引子，接下来谈谈我说的一些困惑。

　　我知道，在当下的中国，医生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第一个矛盾是庞大的门诊量，与个别医患矛盾甚至是针对医疗犯罪之间的矛盾。想想看，中国拥有全世界最最庞大的一个诊疗量，我们随便去北京的一个大的三甲医院，看看它的日均门诊量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因此，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门诊量下，产生一些令人难过的医患冲突，甚至针对医生的犯罪，不奇怪，全世界都有，展现的方式不一样。说这句话，可能各位心稍微凉一点，我觉得过去有，现在、将来可能还会有。

　　有一次去台湾，我们跟来自全球的医生进行交流。美国的医生跟我讲，美国的医患关系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说，只不过有一群律师站在医院外头，给每一个患者塞小卡片，告诉他们“有事找我”。所以，美国的医生界流行一个段子，说有一个医生去世了，又一如既往地上了天堂。结果看上帝很忙，他就很不高兴，问你为什么一直在忙？你要去接待谁？上帝说，我要去接待一个律师。医生很不高兴，说我们有这么多好医生，你不接待，还接待律师。上帝说，不一样。这么多年来，我接待了无数个上天堂的医生，但律师上天堂，这还是第一个。由这段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医生对律师的反感。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包括其它很多国家，医患关系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所展现出来，依然存在着很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们要能够心平气和一点，是要看到此刻的中国，有如此庞大的门诊量，会存在一些以这个门诊量作为基数的医患冲突，甚至恶性伤医事件，但该归上帝的归上帝，该归凯撒的归凯撒，该归司法的要归司法。

　　第二，我觉得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矛盾是想象的真实和事实上的真实。在舆论场上，非常危险的一种现状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内心中想象的真实，而它跟现在中的真实是有巨大差距的。比如说，一件事情一有人爆料，我们马上就要依据惯性相信肯定是他的问题。

　　在整个我们现在的舆论场上，这一两年略有好转，但是前几年，只要医患之间发生了矛盾，很多网民或者舆论的掌握者，就经常在想象中把责任推到了医院。因为他们觉得，医院和医生相对于患者好像更加强大。因此，好几年来，我们内心的不舒服，就在于社会环境当中想象的真实和我们实际遇到的真实是不一样。所以，目前中国充满着很多的撕裂，这种撕裂就是想象中的真实，跟现实中的真实之间有一种落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如何还原真实的事实，而不是想象的事实。

　　第三，随着医学的巨大的进步，人们越来越神话医疗的结果。因此，医学的巨大的进步和医生巨大无奈之间的矛盾，是公众往往不理解的。患者带着极高的、超越事实的期望值，他觉得医学在不断进步，你们的仪器什么都能检测出来，我这点小病你怎么能治不好呢？可是，医生其实经常是无奈的，否则就不会有特鲁多的那个著名的墓志铭：“偶尔去治愈，经常在帮助，总是去抚慰”。医生这个行业，既要给别人带来希望，而内心里又经常面临无奈，因为“生老病死”这四件事全在你这儿。但是，这个反差在社会当中，还没有一种很好的沟通去解决。

　　第四，大数据和个体之间的矛盾。针对越来越强大的大数据，我再说这样一句话“大数据从来不解决个体问题”。中国此时，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35平方米了，你觉得这个大数据解决个体问题吗？在座各位后面的年轻人都快哭了，你正渴望你的第一个3.5平方米，是吧？大数据解决个体问题吗？在医学领域里头，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但是公众往往不去从这个角度思考。之前，我在看郎景和教授书中讲的很多年前的一个案例，一个妇女常态的出血，以为很容易就能够止住，结果郎景和教授和另一个院士，动了一个月的脑筋，面临了一个月的困难，经过了一个月的尝试，才止住这个出血。他就感叹，99.9%的患者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下一个坐到你面前的人依然可能是那个0.1%。大数据从不解决个体问题。所以走到哪儿，我总在说，我非常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大数据和机器来帮我们进行诊断，但是治疗依然属于医生。居然有一种预测，说未来有很多职业要消失，包括我们记者，其中居然还包括医生。当别人说未来记者这个行业会消失的时候，我还很生气，后来看到有人预测说在人工智能面前，医生也会消失时我就笑了。因为大数据从来不解决个体问题，治疗是一个融合着生理、心理和小概率事件，以及个体差异的一个综合行为，这才是医学之难。 所以，这个巨大的矛盾，社会如果不能理性地去探讨，形成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有了大数据，机器越来越先进，可以解决所有的医疗问题，医疗就不会存在了，那才是真正的糟糕。

　　第五个巨大的矛盾是治疗和预防之间的矛盾。我是健康激励计划的宣传员，十几年前，给我颁发证书的时候，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是陈竺。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宣传员，他要给我颁证书。在卫生部的大楼里，走向会议室的过程中，我跟陈部长说，目前全中国都把卫生部定位于有了病你给我治病的一个政府部门，我们不能承受其重量。卫生部应该首先是一个在别人没病的时候帮助别人防病的部门，大医治未病，这是我说的原话。所以这些年，我在做健康宣传员的时候，总是在重复一句话，我期待的健康中国的概念是“让所有的国民不得病、晚得病，得了小病快治不转化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够有效控制，健康生活。”

汪忠镐院士、舒畅教授为白岩松颁发血管健康大使奖项

　　回到今天的中国心脏病大会，这是一个与人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一个医学领域。很奇妙的是，目前全中国死亡率中牢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一直超过40%，在城市当中接近45%。排第一位的并不是肿瘤，但这个疾病如此高发，现实中人们对它的恐惧却没有对癌症的恐惧大。原因就在于癌症，我们不知它的机理，人们对未知的东西会感到恐惧。而除了个别的先天因素或者其他因素之外，相当多的心血管疾病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人们往往缺乏持续的警觉和控制力。

　　中国在1958年的时候，做了第一次的高血压筛查，当时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是5.1%，到2002年的时候就变成17%，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5%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写成表扬稿，说中国富裕了，终于吃饱穿暖了，而且还吃过剩了。但是，是不是中国在富裕的过程中，一定要承担由富裕所带来的巨大健康和生命的代价？坦白地跟各位说一句，我们谈论很多经济指标的时候，已经越来越不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但是当我们在谈论公共卫生状况，谈到一些疾病的知晓率和控制率时，我们是绝对的发展中国家。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的相关指标去比较，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落后是极其巨大的。

　　我们经过了多年的胡吃海塞，管不住嘴，迈不开腿，把自己吃成了高血压世界第一大国、糖尿病世界第一大国、心脑血管病肯定也是世界第一大国。更何况在这个背后还有恐怖的数字，我国目前的高血压患者有2.7亿，知晓率挺好，40%多，但控制率只有13%点多。这里头所蕴藏的隐患是多少？我们今年在做健康宣传的时候，一个重点是血脂异常。血脂异常，跟高血压比较起来知晓率极低，但是危险度很高。可是当知晓率很低的时候，你想去干预，让他拥有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很难的。所以，在座的各位面临着中国致死率第一位疾病，满地都是潜在的病人，究竟是等他有了巨大隐患的时候你来为他治病和安支架，还是做更多的工作让他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小病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够控制它过上健康的生活？我觉得对于心脑血管来说，中国绕不开这条路。因为接下来的中国还要迎接两个巨大的高峰期，第一个就是农村，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正在快速增长，增长率已经碾压城市。第二就是中国在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

　　第六，作为媒体人，我强烈地感受到目前的医学过于专和细，与人作为一个整体之间存在的矛盾。您知道最早的时候打击和触动我的是什么吗？当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的救援不像现在这么科学和综合，那个时候先到位的很多是专业的医生，哪有一个地震当中的伤员是单纯的外科、内科或骨科的，都是综合的。这个时候，专业的专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当然，中医现在可能是势弱，因为从1949年中国有50万中医，到现在依然是50万人，但是西医已经由四五万人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万人。可是，中医里的一些概念还是要借鉴，就是在整体看待一个人。

　　我自己就曾经有过一个案例。我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结果有一段时间脚疼得一塌糊涂，落地都受不了，找了极其专业的医院，照了很多片子，打了两针立即不疼，但第三天接着疼，没解决问题。后来绕了很多弯儿，找到了一个中医大夫，他没先按我的脚，说背过身走两步。我背着身，走了几步之后，他说行了，回来吧。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右侧的腰出了问题，腰的负载过重，导致你的右脚出现了问题。我一下子就懵了，告诉他，几年前我左侧的腓骨做了手术，手术之后虽然康复得非常好，但是下意识就会重心向右倾，结果右边的腰出现了问题。在他给我治疗了三次腰之后，我恢复了长跑。这件事情给我的刺激是很大。人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概念，在医学越分越细的情况下，如何依然拥有整体的思维，这似乎也是一种矛盾。

　　第七个，一个患者得病之后治疗，由过去上帝老天爷说了算，到后来医生说了算，到这几十年在变成医生和患者都说了算，带来了一种赋权的改变。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随着法律进入社会的程度越来越高，随着人权概念的提升，几十年前，在西方开始了针对医学界的重新赋权。比如女性乳腺癌切除手术，医生那时候执行的都是扩大化的整体切除，但是到后来随着审美意识、个体意识的提升，开始有反弹的声音。病人就问，为什么要整体切除？影响了到了我的美和自信等等，于是开始重新赋权。但是问题也会随之出现。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打了一场很大的官司，把患者赋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当一个人变成了植物人之后，家属有没有权利决定拨管子。过去没有这个矛盾，但患者也可以参与决策，矛盾由此诞生。我就提两个关键点，第一，医生会做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工作吗？第二，患者会看病吗？在医生与患者日常的沟通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比例的灰色地带，这种沟通是无效，甚至引入岔路的，这是目前全世界医学界都在面临的问题。

　　现在，国际上也在说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医学认定的一个好的治疗结果，跟患者的个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在恶性伤医事件当中，出现最多的是在耳鼻喉科，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治好了，但是他个体感受依然不舒服，他就认为医生说的不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目前的医学界，对于医患关系和医生培养来说，沟通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拿心血管为例，您告诉一百个患者说你的冠状动脉堵了50%，他就已经觉得要完蛋了。但对医生来说。70%还是安全边界。这个差异如何沟通，这个专业壁垒如何打破，是目前全世界现代医学所遇到的巨大挑战。现在讲究的是，我要给他提供几种选择，然后告诉他几种选择面临的不同风险，但是很难，因为这里头患者的个体差异巨大。

　　最后一个就是，沟通和沟通完毕的医生，开出的最牛的药方是什么？所有的医学院都是在教给我们做最好的手术，但是我认为，你能给所有的人开出最重要的药方和治疗是希望。任何一丁点的希望，在病人看来都是最好的抚慰的开始和治疗的开始。我们有很多医生不会注意这一点，他们投入到具体的治疗的过程中，就是不开希望这个药方。我们在相关的拍摄的过程中发现，即便在癌症俱乐部当中，癌症病房里头幸福指数也不低，只要拥有希望的时候。希望是对每一个或轻或中或重的患者都希望得到的东西，我们不给他，就会很糟糕。所以，有很多人说总结了他最怕听的医生的几句话，就是“你怎么才来啊”。大部分患者一听完这句话就晕了，以为自己完了。结果，医生接着说，你怎么才来，再晚来五分钟我就下班了。俩人想的不是一回事！还有，“您回家不用住院”，其实可能有50%是您的这个病，不至于到我这来看。但是他马上解读成这没的可治了。这几句话都意味着希望的消失。其实，换个角度去想，哪怕是绝症的患者，依然要给他希望。我觉得在中国做医生真的很难，因为您要把神父的角色和医生的角色共担一身。在美国以及西方很多国家，可能到最后的阶段那就是替他找个神父，但是咱们这儿没有，这个角色也由您来。

　　所以，最后回过头来请相信，医患矛盾不管在媒体中被放大，或者说社会的舆论当中被放大了多少，人们骨子里头对医生的这个行当依然是敬畏尊重的，更何况全中国只有两个职业的后面带“德”，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为什么老祖宗千百年下来，给这两个职业的后面带了“德”。我觉得就把医学的复杂性和神圣性全部列入其中，更重要的是跟每一个人的生命紧密相通。

　　最后祝大家第一个医师节，节日快乐，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