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学习站】读党史故事 寻红色足迹（第三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方志敏在严以用权上所展现出的人格魅力是非常突出的，而严以用权正是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我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

方志敏投身革命以后，担任过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历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共弋横中心县委书记、闽浙赣省委书记、赣东北省和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红十军政委，是闽浙赣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但他却从不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一丁点私利，始终做到严以用权，公私分明，严守苏维埃的各项纪律。

大革命时期，方志敏担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要职，直接掌管全省农运经费，可从来不滥用一毫一厘。在南昌开会办事，只要时间不十分紧迫，他就怎么都不肯花钱坐车而步行。闽浙赣苏区建立后，方志敏担任苏维埃主席，身居高位，经他手处理的钱达几百万，却从没有私用一分钱，有时竟到“不通人情”的地步。方志敏从弋阳高小到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再到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学费没有着落，是靠父母向亲戚和乡邻借贷交付的。方志敏投身革命后，其家被烧被劫十余次，亲戚时有周济。方志敏在家乡创建革命根据地以后，家中的日子仍然艰难，母亲迫于无奈向他要钱，他说：“姆妈，我是当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嘛，将来会发，现在没得发。”方志敏的婶婶们向他讨盐钱，他回答说：“要是我拿革命的花边来给婶婶们买盐，这穷人的主席我还当得？”妻子被捕时，妻兄向他要400大洋保释，硬是被方志敏严词拒绝了。

“我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

严以用权必然要做到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在从事革命斗争的生涯中，方志敏对自己、对身边的亲人，“严”到份上，决不开任何“口子”，决不搞“下不为例”。他在家乡从事革命运动，亲友们见他当了官，有了权，就向他要钱。他对亲友们说：“我管的钱是有数百万，但都是公家的钱，一个铜板都动不得。”苏维埃政府有时背着他给他的父母一点额外照顾。方志敏发现后，总是毫无例外地亲自上门，严肃制止。

方志敏对家人和亲友要求严格，公私分明；对自己同样严格要求，以安于清贫为乐，从不追求一点个人的享乐，从不考虑置办个人的财产。在全国巡回演出的廉政诗画剧《为了可爱的中国》中，有一个细节感人肺腑：方志敏被捕时，两个国民党士兵迫切希望能从这个共产党大官身上搜出千儿八百大洋发个意外之财，哪知从方志敏上身摸到下身，从衫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国民党士兵不可能想象得到，方志敏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被捕时仅有的财产就是几件旧汗衫和几双缀补着补丁的线袜！方志敏曾自豪地说：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这里指无产阶级的道德)，何所愧而不能见人。

“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唐朝诗人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发现了“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历史发展铁律，清人张聪贤则说出了“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的官箴，而方志敏所总结出的共产党人“洁白朴素的生活”，则源于共产党人的初心。有了“为中国人民求翻身、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初心，才能做到“党要我做什么，虽死不辞”！对人民群众“时时刻刻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的生活，使群众生活日趋向上”。对祖国母亲，方志敏渴望着把她“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总之，有了初心，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担当。相反，丢掉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就会把使命和责任置之脑后，对党就难以做到忠诚老实，而成为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面人”，就可能把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谋自己之私利；对人民群众则必然高高在上，对其冷暖疾苦不闻不问，漠不关心，甚至做欺压人民的官老爷；对国家就很有可能为一己之利而背叛国家、出卖国家利益，最后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作者：万晓庆

刘少奇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爱好和习惯，一生博览群书，其中阅读最多、用功最勤的，是马列著作。这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管窥一二。刘少奇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刘少奇常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所以，刘少奇说：“没有理论是不行的，不学马列主义理论是不行的”“不熟悉马列主义，就不自由。”

怎样研读马列著作？刘少奇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独到之处。

第一，要采取正确态度。刘少奇说：“学习理论，就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他批评“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以背诵个别的原理和结论而自满”的错误态度，认为只有“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为了学好马列著作，还要学习历史、地理等知识，“不学地理、历史，你就‘理论不起来’”。

第二，“方法也要弄对”。刘少奇强调：“要学得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努力，方法也要弄对。只努力而方法不对，也学不到什么，自认为学到了，也是假的，靠不住的。”在学习和运用理论方面，他批评教条主义的方法，力主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综合，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然后再到群众中去实行和检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第三，“读书要挤时间”“一天不学习，就要掉队”。一个“挤”字，呈现出刘少奇如饥似渴、乐此不疲的学习状态。1948年7月，他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说：“虽然工作上需要干部，但抽出一部分人，挤出一年半时间专心学习，却很有必要。工作会因此有点损失，但不大。这一年半的时间，你们学马克思主义，学理论知识，这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对党都很必要。”刘少奇自己也“挤时间”读书。他常说：“一天不学习，就要掉队。”无论是早年寻求真理，还是领导残酷的地下斗争，无论在漫漫长征途中，还是身处硝烟弥漫的抗战前线，无论在陕北的窑洞里，还是在西柏坡的寒暑中，无论是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余，还是日理万机的工作间隙，刘少奇利用一切空余时间研读马列著作。

第四，“学习主要靠自己”。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的。一方面，学习要独立自主，不依赖教学和辅导。“自己不进行独立的艰苦的工作，要想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主要是靠自己。听报告，听教员讲，只能得到一定的帮助，不能完全依赖听报告和教员。”另一方面，解决问题不能依赖本本。刘少奇说：“很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党中央、毛主席都研究过，很多理论问题在原则上几乎都已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读这些书，了解这些知识。”要处理革命、建设、工作的具体问题，在马列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具体方法、具体组织、具体形式，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

第五，“多写文章也能帮助读书。”这是刘少奇身体力行的经验之谈。他说，领导干部“不但要学习写理论的文章，而且要注意写现实性的文章。写文章也是你们学习好坏的标准之一”，“不仅要做学习的模范，而且要帮助全党学习。比如你们的文章、你们的刊物、你们的学习心得，可以拿来帮助中央去指导全党的学习。”刘少奇强调，要熟悉马列主义，“不是看一遍书就行，而是要不断地学，直到能够运用，有能力看出别人用得对不对。那时，写东西就自由了。”在写文章方面，刘少奇更是率先垂范、全党楷模，他对马列著作熟稔于胸，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富，多达数百万字，迄今编辑出版的虽只是一部分，但也相当可观。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刘少奇常以列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自勉，尤以学习马列著作为重，确为中国共产党人读书治学之楷模，也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兴学习之风，更好提高本领，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方法智慧。

作者：王玉强

提起朱德，元帅形象即浮现眼前。殊不知，他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人。其教育背景良好，理论功底扎实，学术成果卓著，治学经历丰富。文人朱德，重视学习，善于思考，治学有方。

目标明确

朱德一生，为革命之忧而忧，为革命之乐而乐，永葆初心，砥砺前行。其治学之本在于救国救民。初长之时，他熟读经书，遍学文史，传统文化植根于心，爱国思想迅速生成。他接受了“读书不忘救国”的思想，认同富国强兵的理念。入学新学堂之后，他阅读《民报》《警世钟》《革命军》等革命刊物，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他加入中国同盟会，组织五华社，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当他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成功之时，便广泛地阅读史籍，希望从历代的兴衰更替中寻求历史的借鉴，同时借助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大量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进而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此后，他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上世纪60年代中期，年过八旬的朱德还坚持研读党中央规定学习的32本马列著作。在89岁高龄他还强调，“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方法多样

朱德治学严谨，方法多样。首先，他博览群书，兼收并蓄。私塾时，他学习四书五经等经典，对诗词歌赋等广泛涉猎，还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在成都和昆明学习期间，除了透彻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外，他还阅读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书籍，以及有关乔治·华盛顿的书和意大利、日本、俄国有关改革政治方面的书籍。在泸州时，他除了阅读历史书籍以及《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外，还阅读了达尔文、卢梭等的著作。在苏联，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辩证法、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学，还学习了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等。其次，他勤于做批注。从1918年8月到1919年4月，他认真阅读了《史记》和《三国志》，并写下批语一百多处，特别注意探讨历来战争胜败的原因。在德国留学时，一个在哥廷根帮助他补习过德文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朱老很勤俭、谦和，有识度，读书很用功，书上写满了注解。”到晚年时，他在阅读马列著作时，还让工作人员摘录重点，然后再把这些内容逐字逐句读了好多遍，并用红笔加以圈点。再次，他热衷于开展讨论。在泸州时，他与好友孙炳文埋头书斋，一起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反复地讨论着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方面的问题，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德国留学时，他觉得更有益的学习活动是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他们学习、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著作，讨论各种理论问题，并在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他的政治眼界因此更加开阔。又次，他善于向各种人士学习。1923年5月，朱德在德国哥廷根租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向房主，一位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学习一战中的战例、战法。在临终前不到两个月，他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驱车到中央党校，看望参与翻译的同志，一起交流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心得。而他最重视的是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他强调：“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马列主义最重要的一条精髓就是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最后，他精于各种学习技巧。朱德在德国留学时，德文基础非常差。为学习德文，他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它出去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知行合一

朱德说，“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便要求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第二个要求，便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在实践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了发展了理论的内容”。1937年6月12日，为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摸索对敌作战方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朱德任主任。1938年，朱德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对抗战初期敌后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延安时期，边区最紧迫的是粮食问题。朱德早年在读《三国志》时就很赞赏曹操“开芍陂”的作法，认为这是解决军队生活必需品的好办法。因此，他提出了屯田军垦的主张，亲自指导南泥湾的开发工作，推动大生产运动，培育和倡导了“南泥湾精神”。

　　利他觉他

朱德治学，自觉而觉他。他以“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也用“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勉励周围的同志。他强调“不学习就会落后，就不能跟社会一道前进”。他鼓励革命将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鼓励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他带领工作人员一起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给他们讲解文章的背景和主要精神，让他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进一步的认识。

作者：左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