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几件职场上的事情，引发一些感触，在这里一并写出来，与大家一起怀疑下人生。
我属于那种乐观型选手，相信在现在这个世道，不管是来自家人扶助、社会救济，或者有基本社会能力的成年人随便找个工作，温饱都不会有问题，至少饿不死。有了这个底气，再去做什么，就看自己的能力、志趣和因缘了。去年在上海，有位杂志编辑，说他们的杂志快不行了。我便与他共勉：只有破产的公司，没有倒闭的个人。
两个月前又见到一位同行，他本是一家颇有名望的杂志社老总，如今再创业，风生水起。我问他用人之道，他说很重要的一条心得是：尽量不用媒体人，尤其是那些老部下。
这种说法让我很是意外。听他一一道来：当年纸媒红火的时候，那些以“名记”身份行走传媒江湖的人，既眼高手低，又好吃懒做，真真徒有虚名，名不副实。整天乐于听人恭维，忙于开发布会拿红包，急于炫耀自己社会关系之广，却连篇软文也写不好。我不由得表示赞同，听他接着说：这样的名记，是被他所在的媒体赋予的名声，并且也被惯坏了，我要真把他招过来，既不好用，也用不起。
这位仁兄的偏见实在是颇有道理：有的人实际上已经个人破产，只是在靠所供职的还没倒闭的机构活着。
冷静想一下，我们是否已经让自己处于这种境地？
想起当年电视台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时候，我领教过的一个台里员工。那位负责灯光的人被称为“灯爷”，对别人永远是颐指气使的口吻，对自己永远觉得含着天大的委屈，找他做最简单的事情都得陪着笑脸，而他做最分内的事情都觉得是别人在给他添麻烦。
更可怕的是，我们都对这样的大爷习以为常。他老人家稍微嘴脸好看点儿，手脚勤快点儿，便觉得是恩赐。
直到后来见识了一位香港“灯爷”：永远不用你操心、催促，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位，黑着脸不许别人碰他的器材，手脚麻利地快速解决一切事情，工作成效之高、之专业，几乎都让你意识不到他的存在。
再看我们这位爷，遇到潜在的金主，想给自己捞点野活挣点外快，就倨傲又殷勤地给人家递名片：我是中央台的。
那时的我年轻气盛，看到这一幕，鄙夷地想：把你名片上“中央电视台”那几个字划掉，你什么也不是。
这些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空前繁荣。建筑师这个职业，应该是机会大大的，挣钱多多的，心里美美的吧。
一位建筑界的老师却对我说，高歌猛进的房地产行业，还有那些地标式的公共建筑，不仅对城市、对环境造成破坏，对公众审美形成摧残，还把一代建筑师给毁了。
我吃惊地问为什么。他的要点是：因为活儿太多，素质不高的设计师也可以有干不完的单子应接不暇；因为钱太好挣，许多建筑师没有了自我提高的主动与自觉；因为工程太赶，缺乏原创、智慧含量和时间成本越少的设计成为首选，行业的水准线便越来越低。
一位做建筑图书的出版业同行，准备引进一套欧洲建筑丛书，全套有二三百本，囊括了当代建筑的各位大师，全面呈现其作品和建筑理念。我想当然地认为这套书会很好卖，因为它本来口碑就好，建筑装饰类图书又永远在书店里占据相当比重，中国的建筑设计行业人多，钱多，需求又大。
她说给我的发行量却低得惊人。这套书只引进了十几种，原来宏伟的出版计划看来会中途夭折。
她的观点也是：大家的学习动力没有了，因为钱太容易挣。一个建筑师不用看这些书，照样有挣不完的钱。
一个行业的繁荣，对个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去年签下一套英文书的版权，写人类伟大的历史文化遗迹。因为它和建筑有很大关系，所以我想邀请建筑界的专家——外语又好、又懂建筑的人来翻译。
找到一位人脉广的老师求助，他说，你可能在建筑界找不到人。没人愿意接你的活儿。你看，能够胜任翻译的人，得是具备一定能力和资历的人。一本书的翻译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稿费最多几万块钱，可人家用几个晚上时间画建筑图纸，就能挣几万块。
我说，这不正好吗？用几天时间画图，把几万块钱挣出来，那不就没有后顾之忧，更能踏踏实实、专心致志搞翻译了吗？
你这个逻辑太自作多情了，也把你的书看得太重要了。人家想的是，花几个月时间来翻译你这本书的话，就意味着耽误了画多少图、失去了挣多少钱的机会。并且这种活儿都还排着队等他来接呢，谁还稀罕为你翻译，谁算不明白这笔账呢？
一个人都温饱无忧了，何必还为挣钱，把自己搞得连翻译一本书这么有乐趣的事都不做呢？我兀自不甘心地咕哝。
有了小房子还要改善性住宅，有了大房子还要弄别墅。永远挣不完的钱，永远画不完的图。大家的时间，都用来赶这些行活了。
好吧，我之蜜糖，彼之砒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破产的公司、机构不计其数，但中国几百家出版社，好像自始至终没有一家倒闭的。
行业的繁荣或依赖政策形成的稳定，会给一些鱼龙混杂、蜂拥而入的从业人员造成错觉，相信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不思进取，甚至以为自己“亦有贡献”。可在危机来临之前，一个人的能力储备、职业素养、知识更新、自我成长，会自觉地被激发、强调出来么？
写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担心：这些永不倒闭的出版社，已经把一些编辑养残，自我破产了。
我们有没有勇气和清醒，独立于外部环境和行业冷暖，明白自己要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