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4日开幕的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上，“两院”院士、诺奖获得者就中医药精准治疗畅谈各自的看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所长、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凯先
“把中医药创新研究提到国家科技战略的高度，有利于推动我国科技的原始创新。”陈凯先强调。事实上，青蒿素类抗疟药、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等重大成果表明，大力开展中医药科技创新研究，可能产生原创性、引领性、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
从发展趋势看，中药学在当代的创新发展需要坚持中医药的传统理论指导、弘扬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大力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国际、特别是我国药物研究的实践表明，中药（和天然产物）是新药研究的宝贵资源。近年在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专项支持下，中药创新取得的多项重要进展（包括源自淫羊藿活性成分的抗癌药物阿可拉定、源自仙茅活性成分的抗抑郁药物奥生乐赛特、源自海洋植物新型寡糖的抗AD症药物971等）突出展现了中药新药研究的巨大潜力，也显示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作用。
陈凯先指出，由于中医药学是在经验医学的基础上总结发展起来的，比较强调整体证候，而在客观证据和精细化、量化上有所欠缺，制约了中医药个性化治疗优势的弘扬和中医精准医学水平的提升。
在他看来，中医药精准医学的发展要在弘扬自身精准医学研究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努力探索在当代条件下传承和发展中医药精准医学和个性化治疗的思路、技术和方法，不断丰富中医药精准治疗的实践模式。具体来说，要以“精准诊断”、“精准治疗”两大问题为切入点，坚持突出中医药个性化、动态化、整体性诊疗理念。
在“精准诊断”方面，要探索具有中医特点的高度个性化的疾病分型、疾病分期技术途径，发展疾病的证候分型（西医是分子分型）和证候分期（西医是分子分期）的方法和技术；要探索和建立具备中医特色和优势的生物标志物，使得传统中医依靠主观经验判断的整体宏观辩证转变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辩证方式，实现中医辩证的客观化、精细化和适度量化。要坚持因人而异、因病程而异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原则，要注重探索和研究病-证结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注重探索和完善包含体质类型、气候环境、生活方式的个性化综合治疗方案；注重探索中药（尤其复方）的精准研究与精准应用。
由于在日常应用中，中医证候疗效的依据多为非特异性的主观症状群，生物学基础不清楚，也不够灵敏，结果往往难获公认，也难以指导精准用药。“为此，研究和应用中医证候疗效的生物标志物、实现中医药证候疗效的客观化，成为紧迫问题。”陈凯先指出，由于人体尿液（代谢物组）、血液（神经-内分泌-免疫 NEI网络）涉及大量内源性物质的变化，可能比较充分反映患者的整体状态，反映机体综合健康或疾病状态，在一些复杂疾病中有望作为证候疗效的指标或生物标志物。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以色列理工学院医学院癌症与血管生物学研究中心阿龙·切哈诺沃 （Aaron Ciechanover）
如今，疾病治疗方面“一刀切”的时代正在结束，进入了一个“个性化医学”的新时代。在“个性化医学”的时代中，患者的治疗方案应该根据患者的分子谱/突变信息量身定制。而了解发病机制将有助推动新药的发展。
阿龙·切哈诺沃在报告中指出，个性化医学时代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以在个体基因测序、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物学方面的技术发展为标志；其次，新型特定疾病的分子标记和药物靶标的鉴定和特征描述；最后，可为这些靶标设计出新型的并且基于致病机理作用的药物。不过，个性化医学时代又将伴随一系列复杂的生物伦理学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庞大的人口遗传信息唾手可得，将使隐私保护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然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医预期在未来会有很大的作用，可以与西医有很好的融合。在阿龙·切哈诺沃看来，精准医疗是未来方向，可以研究更有效的药物，无疑，中医也能为精准医疗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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