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怀隐编著的《太平圣惠方》中有许多含有大黄的复方及单味大黄治病的方法，在中医药史上第一次提出不论阴黄或阳黄都可用单味大黄治疗。宋代名医张之河也是应用大黄的能手，他提出了“养生当论全补，治病当论药攻”、通下才可以补虚的观点，并明确指出：“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
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特别强调大黄是一味入血分的降火要药，是“泻血分伏火之药”、“凡病在五经血分者宜用之”。
明代末年，杰出的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在治疗传染病的丰富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大黄的重要性，明确地指出张仲景所创立的承气汤“其功效皆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大黄是一味可使“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皆通的要药”，而且他在实践中总结出：“瘟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但见舌心黄，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他治疫强调逐邪为第一要义，认为“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愈”。其祛邪之法，重视攻下，尤其推重于大黄，主张“急证急攻”，“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并明确指出大黄乃为逐邪之要药，并非专为解除结粪，并告诫医者“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凡下不以计数，有是证则投是药，勿中道生疑，不敢再用，以致留邪生变”。这种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观点，也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