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参加一个行业会议，参会的主要是一些代理商，会议的主办方安排了认为会对行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些政策解读，如临床路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话题。然而，到了讨论提问环节，参会者竟不约而同地问了一个方面的问题——“二次议价”。
诚然，“二次议价”的问题可能是代理商们面临的必须要争的“朝夕”。但临床路径、医保方式改革之类的政策就是影响再大也是“一万年”的事吗？
笔者以为不然。我们来看看临床路径的具体情况。
其实，临床路径提了已经好几年了。
再远的不提，就从2009年新医改算起，其标志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就提到了“规范诊疗行为”——就是要靠临床路径。同年6月，原卫生部发布《关于印发8个病种临床路径的通知》。
这一年，国务院还发文（《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0年度主要工作安排》）要求原卫生部当时负责制定100种常见疾病的临床路径，并在全国50家医院开展试点工作。次年，原卫生部正式下发112种临床路径。
截至今年上半年，一共制定下发了22个专业481个病种的临床路径，74个县级版临床路径。而且还有消息透露，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增加，并在较短时间内达到1000种。
在关于医改的各个文件中，“临床路径”常被提及，几乎每年的工作重点中都有相关内容。而今年4月6日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关于今年医改工作重点中还强调了“力争全部三级医院、80%以上二级医院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工作”。
政府层面一再发文强调实施临床路径管理，但临床路径却一直不太受医生待见。在有的医生眼里，临床路径限制“自由”，是个“笑话”，或是一种“侮辱”。
然而，情况正在慢慢变化。
一方面，临床路径作为平衡各方利益的手段，在医疗质量-成本方面最佳效果的手段，主管部门态度明确，今年就有国家卫计委领导在一些会议上直言临床路径这事“你不高兴也得做，这个过程必须适应”。
另一方面，临床路径有可能上升为医保支付审核的凭据——事实上，临床路径在全球范围是由美国首先开始探索的，其初衷就是为支付做标准。还有，推行分级诊疗已经是中国医改必然的政策，但在基层医生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临床路径管理是最快、最有效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手段。
可见，推动临床路径的工作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接下来，对医生诊疗行为的影响，对医药行业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1599家三级医院、4563家二级医院开展临床路径管理。
而医生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临床路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关于临床路径的文献数量的变化：自2011年以来，每年相关的文献数量几乎都比2001-2010年这十年的文献数量总和还要高。
此外，更重要的是今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重点专项，当中有5个临床路径的项目，获得中央财政经费4405万元。这将带动一批医生，特别是一些在学术上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医生进行临床路径研究。而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一定是推广应用。
不过，临床路径的制订是个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工作。目前国内发布的临床路径依然是比较宽松的，但以后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循证医学证据的增加，临床路径还会不断修改和完善。
对于制药企业而言，目前必须正视且重视临床路径，所经营的药物能否进入临床路径决定着企业将来的命运。万一已被排除在外，而如果对自身药品的质量、疗效还是比较有信心，还可寻找循证医学证据，这或许可帮助企业改变命运。
■编辑 余如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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