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医药法》仍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中医药法》去年年底已出台，今年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落实《中医药法》。有了法律保障，中医药发展底气足了，但未来之路却并不平坦。
△ 相关法规存羁绊
“《中医药法》对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保障作用，但首先应协调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对与《中医药法》相悖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台港澳交流合作中心原主任王承德说，比如，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规定，需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方能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考试内容一半是与西医相关。“这种规定没有考虑中医的特点，把许多自学、师承、家传人才拒之门外。”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郭淑芹表示，现行《执业医师法》对于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医师的执业范围规定过窄，在综合医院临床科室的执业范围受限，比如中西医结合专业医师如果在老年病科、肿瘤内科等执业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提高疾病治疗效果，但却不符合执业范围规定。由于就业受限，高分生不愿报考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严重挫伤了学习中医、立志从业中医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说，为在实行过程中及时发现《中医药法》不足之处，可在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专项，开展《中医药法》施行过程中的跟踪研究，“用3年~5年时间，从法律地位、法律名称、涵盖范围、行业特色的法律需求、行业与社会的法律关系等方面，探求现有法律内容的科学性、指导性、可操作性以及需要增补、调整、修改、完善的内容”。
△ 管理体制有待理顺
“《中医药法》明确提出要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但目前除国家层面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外，省级及以下的管理机构不健全、不统一。到了市县级，多数没有单列的中医药管理机构，甚至没有专职人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自200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每年都在关注中医药管理体制问题。
王承德曾调研中医药管理体制问题，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国有15个省（区、市）设有副厅级中医药管理机构，16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有处级中医药管理机构，只有约54个地级市建立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管理队伍薄弱，难以适应当前中医药工作的需要。”
“今年我又提交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的提案。”温建民说，建议各省（区、市）设立相对独立的副厅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各市县在卫生局内设置中医药管理机构，以使国家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政策法规得到很好落实。
△ 治未病应成发展驱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认为，应结合当下慢性病防治工作，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特色，让其成为中医药发展的驱动力。但从目前医疗行业的整体现状来看，中医药在医疗卫生体系慢性病防治中发挥的作用不容乐观。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曹鸿鸣表示赞同。他认为，应加强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和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建立中医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分工合作的慢性病综合防治网络和工作机制。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国医堂等基层中医综合服务区的建设及中医全科医生培养，建设以中医药为特色的慢性病防治城乡示范社区，探索新模式并推广成功经验。
“《中医药法》历经30年的酝酿准备，我6次提出立法议案，多次参加调研，3次参加审议，所提多条意见被采纳。”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中医药法》在中药材质量保障和市场监管方面有具体规定，特别提到建立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立查验记录制度等，明确了中药材责任主体，严禁一些有害行为，这些都有利于保障中药材质量。另外，要加强道地药材内在品质的基础研究并取得进展，从源头保障药材质量。国务院相关部门还要制定相关配套制度，执法更重要。
（本报记者 姚常房 张磊 叶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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