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上说到发表论文数量多必然导致质量高的说法，我们应该理性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当然，从统计学观点来看，数量多必然能有一些论文的质量好，这是必然的，而且数量的积累本身就是一个量变的过程，量变到一定阶段以后，必然会导致质变，也就是总能有一些伟大的成果横空出世，这是普遍规律。另一种思路是，有的人从来不发表低质量论文，只是发表高质量论文，这方面的成功者也很多，从伽罗瓦、黎曼、爱因斯坦到张益唐教授，都是论文数量少而质量高的典型，他们一生发表的论文不多，但是篇篇都是精品，让他们从一个个无名小辈变身为科学大家，但是他们多多少少都有着一段非常曲折的人生经历，而且他们的成功显然是不可复制的。你要是问到底哪种方式才是最好的方式，我只能说，这要因人而异，伟大的人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不管他（她）身处何处何地，总有一天会做出石破天惊的成果来，他们当然文章不多，但是个个是精品，要注意这些人的天分不可小觑，后天的努力当然更加重要。但是对于普通的科研工作者而言，如果一味地思考发精品有影响力的文章，等几年不出成果，恐怕在当今中国高校大跃进奔论文的时代早就被淘汰了，大浪淘沙，淹没在滚滚红尘中，恐怕连一粒沙子都做不成。所以任何事情讨论利弊时，必须要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讨论才有意义。
如果我们理性地观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个时代背景和烙印，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欧洲学术派的地位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连皇权贵族都趋之若鹜，他们对科学家百般尊重，所以造就了显赫一时的哥廷根派系以及欧洲大陆、不列颠王国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出现的井喷式大爆发局面，也就奠定了现代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欧洲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二战爆发后，希特勒独裁统治加速了哥廷根派系的衰落和瓦解，德国科技受到的冲击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都要大，之后，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批科学家远赴美国，美国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足以让美国吸引到足够的人才，成为继欧洲以后的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但是很显然，稳定的政治环境、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没有行政化的干预，才真正成就了现在的美国超强的科技创新和基础研发实力，这跟二战前的欧洲是何等的相似，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的近邻日本身上，日本的科技实力令世界刮目相看，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对欧美社会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学习非常成功，这样的模式，让日本成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世界级玩家，让人由衷的佩服。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面对来自中国快速崛起的挑战，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适当地调整了一些策略，但是他们的科学基因和社会管理模式没有根本变化，所以能继续领导全球的科学和创新。从表面上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整个国家急功近利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是用到科学创新上，其带来的弊端远远大于利端，所有人拼命写文章，哪怕是很烂的文章，这其实没有错，关键是你的文章不能造假，我前面说过，这跟中国现在所处的大环境密不可分，欧美方面的要求没有这么严格，就博士学位授予条件来说，欧美方面可以没有文章发表，但是你的工作必须有意义，而我们恰恰相反，没有意义也得有文章，这造就了我们的认识和视野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很可能与欧美距离再次扩大，同时行政化的过度干预也是中国科学和创新的最大敌人，不是之一。中国各种论文奖励政策的狂轰滥炸，令中国的论文数量短期内快速上升，但是科技造假也在逐渐加大腐蚀着中国乃至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施普林格最近的大规模撤稿事件，折射出中国在论文奖励方面的政策以及论文大跃进方面的政策是完全失败的，没有被国际上主流国家认可，是不科学的，是对人治化治理模式的一种彻底否定。然而，多少青年才俊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了生存，不得不拼数量，多多少少失去了对科研的天然兴趣，就像每天被别人赶着走路一样，从短期来看，各地交出的是一份亮丽的成绩单，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国家和整个民族来讲，是历史的罪人。
就事论事，在中国要想生存，必须有数量，然后才是质量，这个环境是不会要求你反过来做的，但是起码要做到不抄袭才行，至于有没有意义，或者是学术垃圾也罢，我认为这至少是一个量的积累，很可能会孕育着质的突破。然而抄袭的习惯一旦形成，对这个国家会产生一种灾难性后果。
而做工程项目的就不同了，难度不够大的一般的工程项目也就最长半年，这半年内项目必须完成按照节点推进和完成，而大型工程则有长远规划，但是节点内完成什么任务非常明确，也很严格，基本上出入不太大，有一些延期往往很正常，而科研意味着创新，创新过程与每个人的能力、时间、状态、习惯等有很大关系，所以产出自然很难量化确定，这是科研和工程的根本区别。
不管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吃透游戏规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造假是一个基本准则，在此前提下，认真处理好坚持（论文质量）和妥协（论文数量和大环境）的关系。这是不二生存法则。在中国这种环境和游戏规则下，多发文章绝对没有错，即使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很多高质量文章多来源于其数量的积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