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药教育领域中，师承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中医药法》也明确：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并举，现代教育方式和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
早在十年前，圣爱中医馆就开始举办中医药拜师大会，用最传统的方式传承中医药文化精髓。虽然目前不少药店和中医馆也在提倡或践行师承传授，但师承教育还远未达到预期目标。药店和中医馆有必要恢复以前的师徒带教模式吗？
看看下面2家中医馆和药店是如何不断以现代的语言去阐释师承新内涵的。
很难想象，一家在2005年建馆之初，患者寥寥、连续两年亏损、濒临倒闭的中医馆，如今发展成22个分馆，年门诊患者人次超过180万。
在圣爱中医馆创始人刘琼看来，这一切离不开传承。12年来，圣爱中医馆坚持为各个流派成立名医学术工作室，举办学术传承拜师仪式，始终把中医师承、传承当作最重要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拜师收徒作为师承的核心，圣爱中医馆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多届中医药拜师大会，让有志于中医药事业的中医药人能够“跟名师、受教诲、得真传、成名医”，让中医药技术和中医药文化得以真实地保留和传承。2012年，刘琼在各界人士瞩目下，满怀敬仰和虔诚向国家级著名中医专家张震老先生夫妇行跪拜大礼。在刘琼看来，恢复古老的师承跪拜大礼更能彰显尊师重道的工匠精神。
此外，圣爱中医馆还成立了形式各样的名医工作室、流派工作室、学术研究室，为中医药师承留下了一笔笔浓墨重彩。如全国名老中医管遵惠传承工作室、李丽名医工作室、姚氏医学流派学术研究工作室、吴佩衡学术思想研究工作室等。同时，将投2400万元打造12个名老中医专家的“学术研究室”。
自1996年设立首家北京同仁堂医馆，回归医药结合的经营传统以来，同仁堂集团已经拥有5家中医医院，300余家中医门诊部、坐堂医诊所，遍及全国一二线城市及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它的“北京同仁堂中医大师工作室”、“海外医师进修工作室”等一系列海内外中医医疗人才教育机构相继成立，为中医师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医药国际化，同仁堂在2011年启动了“海外师徒教育项目”，在首届海外拜师会上，16名在海外工作的职工拜同仁堂中医药传承大师关庆维等5人为师。
为了老字号“绝活”技艺能够一代代延续，保护、传承中医药文化精髓和品牌文化，同仁堂创新体制机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师带徒”管理办法，使师带徒活动具有了时代气息。首先，师傅带徒弟必须要签协议，承诺“师傅真教、徒弟真学”，如一种药材拿在手里，举到空中，再撒到桌子上，听声音就能辨别药材。“泽泻”掉在桌子上是清脆的声音，大黄则是“啪啪”的声音……而且，师傅不光要将技艺传承给徒弟，还要“传承文化、传承人品”。
同仁堂还规定，在3年学习期内，特技传承师带一个徒弟每月可享受400元的津贴，每增加一个徒弟再增加100元的津贴，依次递增。为了保证带徒质量，每一个特技传承师最多可以带4个徒弟，最高享受津贴700元。3年学成之后，徒弟要经过严格的考核，笔试、实操都达标才能“出徒”。然后纳入首席职工候选人，之后方可晋升，至专家、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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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燊是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雷允上河南中路店经理、中药师、高级技师，曾师从公司中药鉴定专家叶老师。高秋芬则是上海雷允上北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水电路药店经理兼质量负责人、首席药师。他们不仅自己专业本领过硬，也一直承担着不少培训课程，对于中医药教育，他们又有哪些看法呢？
蒋燊:“最好与师傅吃住同行”
师徒传承过程中存在学习时间短、效率低等问题。学生希望在师徒传承中，能够跟随在师傅身边，最好与师傅吃住同行。这样的话，不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师傅能时刻提点学徒在学习过程中碰到的任何问题。现在国医馆、药店的师傅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希望国医馆以及药店所属单位的负责人能够将本单位的优秀中医药人才统一在一起，再选拔出本单位中医药基础知识扎实的，且有兴趣学习的员工，进行师徒传承。对于师傅来说，要能够适度进行补贴。
高秋芬:“找好的师傅更难”
我们现在新进员工也安排师傅带教，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关系，也没有拜师仪式，徒弟不想学，师傅也不勉强，师徒关系流于形式。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一定的激励机制，也需要师傅的责任感。因为中医药学习是比较费时间的，好的师傅除了本生的天赋，还要后期的努力，所以称职的师傅不容易找。就是找到了，可能觉得徒弟天赋不够，不愿意教，所以现在徒弟找师傅难，找好的师傅更难。从传承角度来讲，师承是最好的途径，能够出人才。但名师不多，可以考虑校企合作，这样会缓解人才培养的紧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