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的公立医院不是公立医院，我们93%的创收要靠从病人的服务中去挣钱，医院的院长和医生考虑的是怎么创收，他不是公立医院。”9月2日，在由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等机构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社会办医暨医院管理高峰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再次向目前国内公立医院机制的运行弊端“开炮”。
“我们的公立医院不是公立医院”
“我觉得我们的医院，包括所有的医院在内，都是公益性的。本身这个医院，就是公益，美国的私立医院也好，公立医院也好，都是公益性医院。”黄洁夫认为，医疗改革并不存在着回归公益性的问题，回归公益性的不是在医院和医生，而是在政府。
而对于一讲到民营医院，就想到的是莆田系，黄洁夫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多隐性的壁垒未打破，我们未创造一个很好的社会办医的环境。”
黄洁夫以台湾的医疗改革为例，他说，台湾从1995年开始实施全民健保，当时的医院构成80%是政府办的医院，只有16%是民营办的医院。可是到了去年，比例反过来了，80%是民营和财团办的医院，只有不到20%是政府办的医院。
黄洁夫对这些私立医院的服务非常肯定，“他有很多私立医院，长庚医院、奇美医院等，长庚医院从医疗业务水平到服务态度，他完全可以和台大医院相比较。”
“我们的公立医院是公立医院吗？我曾经说过这个话，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的公立医院不是公立医院，我们93%的创收要靠从病人的服务中去挣钱，医院的院长和医生考虑的是怎么创收，他不是公立医院。”黄洁夫直言，“任何一家医院都不是公立医院。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像长庚那样的民营医院，尽管有些萌芽，但是很不成熟。”
“社会办医成功，医改才能成功”
“医生可以自由流动，社会办医的瓶颈问题才能解决，现在说千条，说万条就是人才的问题没有解决。”黄洁夫认为，社会办医的人才瓶颈仍然非常突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也要发挥好作用，黄洁夫说，这个政策出来以后，他觉得医改是有希望的。
“但是现在有一种声音，说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精神，不适用于医改，我就觉得很茫然。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我们是市场经济，我们如果不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我们医疗体制的改革很难顺利下去。”
“医生本身就（应该）是自由执业，他可以在我们政府办的医院，也可以在民营办的医院，他可以两个地方都去，”黄洁夫介绍，“我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他是三天在CD大学，有两天，甚至两天半是在他自己的医院。他在公立医院不挣什么钱，他是挣他的名气，挣他的社会地位，他在他自己的医院是赚钱的。”
黄洁夫认为，我们公立医院的改革一定要形成这样的体制，让我们医生可以自由流动，“这个自由流动当然有规矩，不是无原则的多点执业，要怎么保证在政府的职能的情况下，再来进行这个工作。”
“社会办医成功，我们的医改才能成功。”黄洁夫认为，“我们国家处在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期，我们医护人员的积极性调查起来，医改才能成功。只有把社会办医融入我们公立医院体制的改革，我们医护人员的积极性才会真正的发挥起来。”
“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提法很荒唐”
“小病进社区，谁得了病说自己是小病？谁的小孩得了病是小病？谁的老人得了病说是小病？”黄洁夫认为，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提法，是很荒唐的事。
黄洁夫介绍，英国的医学毕业证，有医科，全科，医学全科博士，医学院本身就是全科，“我是1963年进中山医院的，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外科医生，我就是全科医生。医生本身就是个全科教育。所以我们现在不断的要办全科医学院，我觉得是非常好笑的。”
“全科医生不是小医生，全科医生也是专家。我们现在的口号变成全科医生就是看小病，用点红药水，谁愿意做全科医生？”黄洁夫很痛心。
“而英国，设计了很好的体系，大家知道，全科医生和在大医院的专科医生是不一样的，他的职能不一样。但是全科医生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很高。绝不是成绩不好的就去做全科医生，不是这么一个事情。”黄洁夫认为，有些概念在医改政策制定的时候要做调整，使这些概念能够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真正的发展。
（本文根据2017中国社会办医暨医院管理高峰论坛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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