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卫计系统开展向解放军总医院四位百岁专家和万宁市新中医院院长等先进人物学习活动

跨越世纪的忠诚

——苏鸿熙教授事迹

　　2013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92周年生日。在解放军总医院金沟河干休所，一位99岁高龄的老人，面对党旗庄严宣誓。　 

　　为了这一天，他整整奋斗争取等待了几十年；

　　为了这一天，他已默默追随追求了一生。

　　这位老人，就是我国心脏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著名胸心外科专家——苏鸿熙。

　　这一刻，苏鸿熙教授已经泪流满面，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心愿，此生无憾！”

　　这一刻，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大家见证了一名新党员一生追随、爱党报国的坚定信念！

　　苏鸿熙出生于1915年，江苏铜山人。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前，22岁的他，刚刚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这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给苏鸿熙留下了终生都无法忘却的记忆。国破家亡，落后就要挨打，这悲惨的现实深深烙在他的内心深处。苏鸿熙在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的战争年代完成了学业。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南京中央大学附属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1949年4月，南京解放。8月，苏鸿熙先前提出赴美留学的申请获得了美方的批准。此时南京刚刚解放，正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共产党能批准他到美国去留学吗？34岁的苏鸿熙带着疑问来到了南京军管会。新任南京市长刘伯承同意了他的申请并赠给他一枚党徽，鼓励他去美国好好学习，学好了早日归来、报效国家。

　　刘伯承的鼓励，给了苏鸿熙极大的鼓舞。这一枚党徽，他一直珍藏着：这上面，闪耀着民族迎来解放独立的光明曙光和欣喜自豪，凝聚着新政府对报效国家英才的厚望和期盼！在赴美留学的客轮上，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南大六年学医路，毕业踏上抗战途；

　　赴美留学梦成真，幸得市长相帮扶；

　　客轮载我赤子情，祖国恩情心中驻；

　　籍此小诗明鸿志，学成归来酬故土。

　　在美国留学期间，苏鸿熙刻苦学习先进的医学技术，成长为一名崭露头角的医学新秀。

　　国外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以及结婚成家的现实，都没有动摇回国的信念。但是，在他留学7年要返回祖国的时候，却被美国当局列入限制返回中国的50位科学家名单。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找他谈话：你已经娶了个美国妻子，你就留在美国吧。有两个州随即给他送来移民申请表，告诉他，你只要签个字，就是美国公民了。但苏鸿熙拒绝了。

　　信仰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指引着奋斗的方向，决定着人生的价值抉择。在苏鸿熙内心深处，他已经把跟着共产党、报效新中国，作为一种坚定的信仰。

　　他深知，新中国和祖国人民更需要他这样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医生，他不能忘了当初紧握那枚党徽时的内心承诺：祖国，我会回来的！

　　苏鸿熙想回国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只有他的美国妻子杰妮知道。1953年，美国开展了第一例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苏鸿熙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迫切地希望把它带回新中国。这段时间，苏鸿熙买来英文版的《中国画报》《中国建设》和《人民中国》，一页一页地翻给妻子杰妮看。杰妮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问他：“你是更爱我，还是更爱你的祖国？”他说：“都爱！”

　　杰妮说：“你给我改个中国名吧！”苏鸿熙说：“什么意思？”杰妮说：“我跟你去中国。”《中国画报》里有苏鸿熙的家乡江苏，有江苏美丽的苏绣。杰妮说：“给我取个和苏绣有关的名字吧！”从此，“苏锦”这个名字就伴着她了。1957年2月23日，跟随苏鸿熙终于来到中国的杰妮，姓名就叫苏锦。为什么使用了“终于”这两个字？因为他们回国的过程太难、太曲折了。

　　由于苏鸿熙是被美国当局限制返回中国的专家，他们夫妻一直是在秘密中做着回国的各种准备。他们设法购买了两台人工心肺机，还买了很多医学书籍。如果两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肯定不行。尤其是人工心肺机这样先进的医学设备，更不允许被带往中国。但是，美国、英国、加拿大公民的往来，互相不需要签证。他们决定，杰妮先到加拿大去，然后去伦敦；苏鸿熙把心肺机交由货运公司运往伦敦，收货人是已经抵达伦敦的美国公民杰妮。苏鸿熙自己再坐轮船到英国。就这样，躲过监视和盘查，夫妻俩在伦敦汇合。带上心肺机，他们又绕道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历时52天，辗转6个国家，行程近10万里，苏鸿熙和他的美国妻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国家有关部门热情接待了他们并表示：回国路费可以报销，心肺机可折合人民币给他。苏鸿熙谢绝了组织的好意，他说：“我回来就是想报效祖国，不是做买卖的。”有关部门对他说：“你可以选北京任何一家医院工作。”苏鸿熙选择了在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原因是他大学时的母校跟第四军医大学合并了。

42岁的苏鸿熙，回国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四医大建起了心外科实验室。当年5月，在国内首次应用人工心肺机进行了体外循环动物实验。1958年6月26日，苏鸿熙主刀，成功地为一名心脏室间隔缺损的6岁患儿进行了中国首例体外循环手术。

　　手术轰动了全国。这是我国心脏外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手术，标志着中国心脏外科技术迈进世界先进行列。体外循环临床应用成功后，全国几十家媒体相继报道，许多国内外同行发来贺电贺信。苏鸿熙荣立了一等功，体外循环研究组荣立集体二等功。上世纪50年代，我国西医总体水平比较落后，但在体外循环技术领域超过了苏联、日本、印度、加拿大和东欧。从那次手术成功至今，全国已有600多家医院开展同类手术，年手术量多达数十万台。

　　继心脏体外循环技术后，1963年，苏鸿熙又在国内首次成功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了主动脉－颈动脉搭桥术。目前这一技术也已普及到全国各大医院，每年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

　　苏鸿熙教授作为中国心脏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的功绩彪炳史册。目前，体外循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展到神经外科、胸外科、普外科、脏器移植和急诊抢救等，成为救死扶伤的重要手段之一，每年救治的患者达几十万人。

1972年，苏鸿熙调入解放军总医院，担任心外科主任。他的敬业精神以及对医术的精益求精，给总医院医生护士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位患者术后病情危重，观察尿量对于判断循环功能至关重要。储尿瓶在床底下，查房时，苏教授熟练而又自然地跪伏在地上，眼睛平视液面凹线。看着年近六旬、身高1米8的苏教授，这么跪伏着读取刻度，大家都感到惊讶。苏鸿熙站起来看到大家惊奇的目光，认真地说：“这样计量液体，才是最准确的呀！”

　　情系患者，救死扶伤，展现的是医者仁心，折射的是对事业的忠诚。

　　凡是危重病人手术后，他都要亲自守护48个小时，有时一连几天。

　　半夜来了病人，苏鸿熙接到电话后都是跑步从家里赶到病房。一次有急救病号，他迅速从家里楼上跑下来，一只鞋子跑丢了，也顾不上回头捡，一口气跑到病房。进手术室更衣时，别人发现他光着一只脚。由于抢救及时，病人得救了。术后，同事们开玩笑地说：“您今天可是当上一个‘赤脚医生’了。”苏老说：“不对，是半个赤脚医生。有一只脚还穿着鞋嘛。”

　　苏鸿熙从青年时代起，不仅胸怀报国之志，对共产党也心存敬仰。南京解放后，他看到解放军官兵纪律严明，不仅秋毫无犯，还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当时他参加了一些财产登记工作，在收缴的旧政府物资上贴上标签，写上“人民财产”。他感觉，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真是好啊！有这样的党，是民族之幸、人民之福，祖国大有希望！

　　多年后，苏鸿熙回忆说：“1957年，我想尽办法回到祖国时，我感到，我的思想就入了党！”归国不久，苏鸿熙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由于他妻子的美籍身份，他始终未能如愿。

　　但是，几十年来，苏鸿熙独自学习党章，就像学习医学经典那样认真，他一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共产党的信仰如同黄山巨石上的一棵岩松，已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即使他本人和他的美国妻子曾遭遇过被怀疑的委屈和挫折，苏鸿熙对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也从没动摇过。

　　苏鸿熙曾经问妻子：“你跟我来中国会后悔吗？”妻子说：“我知道你是个有信仰的人，我跟着你，从来没后悔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苏鸿熙倍受鼓舞。2012年底，他已经98岁了，再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找到干休所领导说：“我还是想入党，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我会终生遗憾！”

　　干休所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大家都受到震撼！这是苏鸿熙老教授一生的追求，这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老军医心底真正的誓言。

　　经党组织批准，2013年7月1日，干休所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99岁的苏鸿熙，因为脑溢血行走不便，坐着轮椅来到会场，他用左手托起右臂，举起右拳，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时刻，在他的身后，列队站着干休所138名老党员，与他共同宣誓。

　　这是解放军总医院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入党宣誓，苏老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入党时年龄最高的预备党员。宣誓完毕，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东西亘古不变，一个是我们头顶的日月星辰，一个是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苏鸿熙一生追随，百折不回，用一个世纪的忠诚，谱写了铁心向党的信仰之歌。

执著坚守中谱写方寸华章

 —— 周继林教授事迹

    在解放军总医院的院史馆里，珍藏着一本画册，这里面收录着的珍贵照片在时间上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画册的主人公，就是中国口腔颌面修复专业的开拓者、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创始人周继林教授。

    1917年，周继林出生在湖南长沙。她的姑父张孝骞是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周继林童年时就受到姑父的影响，萌生了长大后当医生的愿望。

    1935年，18岁的周继林被北京女子师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3所大学同时录取。姑父张孝骞建议她学牙医。对她讲：“你如果投身这个领域，让一个国家的人重视牙齿，贡献将非常大。”那时候中国还很少人懂得一口牙齿在人的一生中有多么重要，口腔疾病发生率很高。少女时代的周继林由此暗下决心，要做一个有用的牙科医生。

    1941年，24岁的周继林作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一名军医，奉命到贵阳图云关山林里救治受伤抗日官兵。

    一座座帐篷里挤满了伤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面部受伤的，惨状目不忍睹。尤其口腔受伤者，难以吃饭，甚至无法说话，有的还产生了自杀念头。面对战争的惨烈、血腥和伤员创痛，看似柔弱的周继林没有退缩，更没有回避，不改医者初心，毅然决然地坚持去前线救护队，为伤员手术疗伤，并温暖慰藉有轻生之念的伤员。没过几天，起初对周继林持怀疑态度的救护总队外科主任，就对她这个“弱女子”竖起了大拇指，连连称赞：“好啊不简单，你是好样的！”

    1946年，周继林和丈夫洪民一同被派往美国费城维利弗治总医院颌面中心进修，周继林主修颌面修复学，洪民主修颌面外科学。一年后，在长沙湘雅医学院任院长的姑父到美国，顺道看望周继林，告诉她：“我已经给你们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工作，你们就留在美国吧！”姑父张孝骞是她最尊敬的亲人，但周继林却说：“我一定要回国！”因为战争伤员救治的需要，因为民族口腔健康的需要，坚定了她医学报国的信念。

    他们回来了。1949年初，国民党逃往台湾前夕，周继林夫妇都是国民党指定安排去台湾的重要医学人才。国民政府三天两头派人上门游说，甚至威逼利诱。但他们夫妇不为所动，被催急了就把自己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住处，用木板和钉子把大门牢牢地封住，别人进不去，自己也出不来。他们在里面守了10多天，直到上海解放。

    看到人民解放军战士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街道上和衣而睡，宁肯自己挨冻，也不挤占老百姓住宅。周继林夫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军队，不由地心生敬意。

    1949年7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干部来到周继林家，带来了陈毅市长签发的委任状，让洪民担任华东军区总医院牙科主任，周继林担任牙科教授。想到自己即将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工作，并且为那些可敬可爱的战士看牙治病，周继林夫妇非常高兴，非常自豪，马上到任工作。从此，他们光荣地成为了解放军军医。

    在华东军区总医院，他们为一批批伤员做了口腔颌面手术与修复，用自己的医术为士兵减轻伤痛。

    从此，他们的行医足迹出现在人民军队伤员救治最需要的时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战争造成的大量伤员仍然需要救治。1954年6月，周继林和丈夫被派到距朝鲜边境不远的解放军201医院，负责抗美援朝战争中口腔颌面伤伤员的治疗。口腔颌面伤伤员数量大、伤情严重复杂，周继林和战友们投入到繁重的救治任务中。

    有一位叫刘恩林的负伤战士，脸被炸得面目全非，脸部只剩下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治疗风险和难度系数太大，即使治好了也可能导致残废。刘恩林每天都承受着身心的巨大痛苦，甚至产生了轻生念头。周继林被无数像刘恩林一样的战士不惧危险、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感染感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全力救治他们。她轻轻拍着刘恩林的肩膀安慰他说：“小刘同志，你就把我看作是你的姐姐吧，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为你恢复面容，让你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周继林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周密的计划和细致的研究探索，成功地为刘恩林完成了精细化修复。当刘恩林解开头上的绷带，看见自己的面容时无比惊喜：炸掉的耳朵又出现了——赝复耳几乎和真的一样！赝复眼球也像真的，外翻的眶也基本恢复了原状！大家围着他，祝贺这位经过战火洗礼的战士重获“新生”！

    这段军医与士兵的救治情缘一直延续。从201医院返回后，周继林对刘恩林随诊观察长达42年之久，先后为他进行修补手术50多次。这期间，刘恩林结婚生子，还带着孩子

来看望周继林。这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治疗，开始于当年的一句承诺：我会尽最大努力让你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周继林做到了！

    她坚守了医者的责任，把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爱镌刻在心坎上，把为病人解除痛苦看得高于一切，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58年，周继林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开始了新的创业，为口腔科建设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52岁的石磊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周继林的门诊。当时，她的牙齿已经全部缺失，严重影响生活，但诊治需要漫长的过程。接诊后，周继林为石磊进行了精心修复，并长时间跟踪诊疗。此后，每当有新技术问世，周继林都想方设法用到石磊的治疗中。退休以后，放心不下的周继林又把石磊托付给了自己的学生刘洪臣，治疗持续至今。如今，石磊已经88岁高龄。

    “把患者装在心里。”这是周继林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她践行一生的诺言。

    出门诊时，周继林用心记录下很多患者特别是危重患者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每逢周末或闲暇，她就会上门或电话回访，为的就是让患者的治疗效果达到最佳。

    周继林还动员爱人洪民一起向医院申请，将他们的专家号全部改为普通号。她说，这么做不为别的，就是想方便病人，也帮他们省点钱。夫妇二人被患者传颂为“不挂专家号的名专家”。

    1996年，年近八旬的周继林光荣退休。按说该颐养天年了，可周老依然按时出门诊。

    后来，年龄越来越大，周继林不再定期出诊了，可每当有原来就诊的患者找她时，周继林都会克服腿脚不便等困难赶到门诊。她说：“病人千里迢迢来找我们看病，绝不能让他们失望！”

    行医一生，钻研一生。为攻克“颞颌关节强直”这一国际医学难题，周继林和洪民一道，在5年多时间里，反复进行科学论证、临床实践和比较改进，提出了“乙状切骨原则”，颠覆了传统关节切除方法，使该病术后复发率从90%降至0；在救治受伤志愿军战士过程中，周继林和洪民对“上下颔大型骨缺损修复”进行了10年探索，先于国外10年提出了运用喙突及升支前份骨修复缺损的理论，并为一位下颌骨缺损长达14厘米的患者成功手术，这一成果在全国迅速推广，造福成千上万的患者；为了搞清口腔白斑和扁平苔藓这两种癌前病变的发病机理，年过六旬的周继林带领年轻医生深入河南农村调研，起早贪黑到田间地头抽样检查。随后，周继林又泡在实验室里加班加点，制作出口腔白斑动物模型，并从各种药物中筛选出有效治疗剂型，为疾病治疗作出了贡献。

    2016年12月，周继林已经退休整20年了。但她坚守师道、严谨治学的故事，仍在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流传。

    口腔科主任医师胡敏当年写博士毕业论文时，经常因为一些小的错误被导师周继林打回去重写。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机，全凭手写，胡敏前后抄写了十几遍才过关，食指上都磨出了茧子。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口腔科主任王燕一也是周继林的博士生。有一次因为实验需要的小猪迟迟没货，担心实验进度的王燕一想用其他动物代替，没想到受到导师严肃批评。

    为了让口腔医学事业后继有人，周继林和洪民一直诚心扶植后起之秀，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即便是“文革”期间，为避免科室专业水平滑坡，周继林和洪民在楼道里办起“走廊大学”。刘洪臣、步荣发等年仅三十五六岁就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一批批硕士、博士从这里走向军地口腔医学战线，宛若溪流泽四方。在80多岁高龄时，周继林坚持编写出口腔医学专业的著作，把宝贵的经验留下来。她还让自己的三个孩子全都从事口腔医学工作，为更多的口腔患者解决病痛。周继林荣获原总后勤部“伯乐奖”。

    人生一百年，从医八十载。在口腔医学领域，周继林像春蚕吐丝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她用一辈子的执著坚守，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风范；用锲而不舍的优良作风，谱写了熠熠生辉的方寸华章。

倾其所有为苍生 

——叶惠方教授事迹

    作为妇产科专家，她终身献给医学事业救人无数，到生命最后的时刻，把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

    作为一名教授，她呕心沥血育人，将医术毫无保留传授给学生，退休之后仍义务讲授英语分文不取；

    作为一个普通人，她20多年里没有为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却为患者、为社会、为家乡捐款无数……

    全然奉献，是她生命的主旋律；大爱无私，是她人生的幸福观。

    她就是叶惠方，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创始人。2017年1月17日，她安静地走完了自己101年的人生之路。

    叶惠方1917年出生在广东，父亲是位医生。1934年，17岁的叶惠方考上了燕京大学，后转入北平医科大学、上海医学院求学。

    1942年，叶惠方去重庆中央医院当医生。1948年协和医院复校时，她才回到北京，成为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的学生。

    林巧稚像母亲那样爱护病人，深深地影响了叶惠方。有一天，叶惠方查房，发现病人不在，等了一阵还不见踪影，她猛然想到，莫非病人上厕所出事了？赶去一看，果然，病人晕倒在厕所，门还被插上了。当时的厕所门下面是悬空的，叶惠方不顾脏臭钻进去，以瘦弱之躯一把托起病人。林巧稚在科里对叶惠方的举动高度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叶惠方和医学工作者迎来人生和事业的春天。

    1953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解放军总医院，已成为林巧稚得力助手36岁的叶惠方被选为第一批技术骨干。那时，解放军总医院刚刚起步，选址北京西郊一大片田地，粪池、坟地随处可见。简易的科室里，设备十分简陋，百业待兴。叶惠方就把家里的东西，小到一双拖鞋、一个电炉，大到幻灯机、照相机，一件件拿到科里以解燃眉之急和救治之需。

    白手起家，创业维艰。在她的带领下，科室搭建起来了，有20多张床位，只有一位主治医生和两位住院医生。叶惠方开始手把手地培训新人，一批一批的技术骨干和业务尖子在她身边成长起来。建科的第二年，妇产科就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20世纪60年代，国内妇产医学界认为，患有心脏病的人禁忌剖宫产，否则患者会死在手术台上。1964年，医院收治了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产妇，危在旦夕。为了挽救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叶惠方决定做剖宫产。有人劝她，这样风险太大，要出人命的。她说：“两条生命啊，你能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是什么给了叶惠方这么大的勇气和力量？这就是对患者生命至高无上的爱。所有科室人员的爱心和责任感都被调动起来，深切的爱心和细心，密切的配合，使这第一例心脏病孕妇剖宫产成功了，母子平安。

    叶惠方三救李玉萍母子的故事更是广为传颂。1971年，孕妇李玉萍难产住院，病情复杂，值班医生束手无策，只好向叶惠方求助。叶惠方立即赶到产房，指导她正确用力，孩子顺利出生。可是，孩子出生后又患了“新生儿自然出血症”，非常危险。叶惠方毫不犹豫地说：“我是O型血，抽我的！”她先后两次为这个孩子献血。后来，李玉萍又出现了严重的更年期反应，多次医治没有什么效果，她再次找到叶惠方。在叶惠方的精心治疗下，李玉萍逐渐康复，摆脱了痛苦。

    爱，大爱，就这样成为她生命的主旋律和关键词。叶惠方认为，医生的爱不是空的，首先必须热爱本职工作，做到技术精湛，为患者撑起“生命之舟”。

    这种爱，有时候是一种敬业精业、至精至诚的职业追求。她在国内首次推行了“无痛分娩法”，并创下了北京市妇产科剖宫产率最低的纪录。她主编和翻译的医学书籍有10多本，还参加编著《更年期保健培训教程》，在全国推广使用。她主编的《妇女更年期保健70问》，成为医学科普书系中的畅销书。她先后培养出近百名业务骨干和研究生，有的当上了院士。

    这种爱，有时候是一种甘为人梯、默默无私的深情托举。上世纪90年代，科室缺少经费，叶惠方把亲人汇给她的2000美元提供给年轻医生翁霞云出国深造。为了让翁霞云安心求学，她还告诉她这是公费。至今，已是知名专家的翁霞云教授提起这件事，仍然热泪盈眶。

    这种爱，有时候是一种牺牲自我、深谋远虑的果断割舍。叶惠方是妇产科领域公认的“一把刀”，但她44岁正当盛年的时候，主动把手术主刀的位置交给了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对此，有人不理解：这可正是你事业的黄金年龄啊！她说：“始终保持‘一把刀’的称号，对我个人是好事，但是，科室要是长期只有‘一把刀’，那就是灾难了。只有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科室才有发展前途。”

    这种爱，有时候是一种视患如亲、全心全意的温暖呵护。1998年春天，一对农民夫妇带着先天性肛门闭锁的新生儿，千里迢迢从苏北来到解放军总医院求医。这个手术非常复杂，为了便于观察病人的身体变化，叶惠方把这一家三口带到自己家里，管住管吃，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这户农民很穷，付不起药费，叶惠方还替病人交了部分医疗费。一年后，患儿来院接受第二期手术，全家三口再次住进叶惠方的家——这个特殊的“家庭病房”，直到患儿痊愈。临行前，孩子的父母面对叶惠方泣不成声，长跪不起。

    这种爱，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自然涌动，润物无声，沁人心脾，温暖无限。有人说，叶惠方为病人做的好事，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这话并不夸张。她到底为病人献了多少次血，谁也说不清，包括她自己。她对贫困的病人倾其所有，自己省吃俭用却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苛刻程度：她一年四季的服装，大多是居住在香港的妹妹淘汰的。30多年来，她没有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她多年行医所用的钢笔，还是女儿多年前送给她的。戴的手表是儿子送给老伴的，老伴去世后，这块表又传到她的手上。她睡的床，是20世纪初期她父亲在广州开医院时的病床。家里的两个储物箱，是她的祖父用过的。家里没有任何被浪费的东西，西瓜皮、柚子皮、橘子皮，甚至鱼鳞都用来做菜吃。连吃饭的碗，也是带着豁口的。如今的茶叶包装，盒子里一种金黄色的内衬布，她捡来，一块块缝成了一个床单，睡了好几年。可就是这样一位节俭到极端的老人，却动辄三五百，甚至成千上万元地为贫困患儿和山区的失学儿童捐款捐物。

    1995年，叶惠方的丈夫因脑血管疾病不幸去世，她坚决不让在国外的子女们回来，要求丧事一切从简。子女们想给父亲买一块好的墓地，可她不仅没有买墓地，反而在丈夫的追悼会上将组织发给她的7300元抚恤金，加上自己的2700元积蓄，凑了整整1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她自己在家里弹了一曲肖邦的《安魂曲》为丈夫送行。曲终后，她请人在婆婆的坟后边挖了一个小坑掩埋了丈夫的骨灰。帮助掩埋骨灰的妇产科同事张全的眼睛湿润了，说：“叶老，你何必这么节省？”叶惠方说：“这是我和老伴生前所希望的，这是我对他最好的纪念。”

    叶惠方的老家在广州，她总想着能为家乡人民做点什么。她老家有一幢价值几百万元的祖宅，她一直想捐赠给广州的一所中学。为了这份心愿，80多岁高龄的她，舍不得买卧铺，先后7次坐着火车硬座去广州谈捐赠事宜。为什么要7次，因为这项捐赠要她的亲属们都签字同意。直到最终完成同校方的签字交接那天，很多人想一睹这位老人的“风采”，可叶惠方签完字就走了，大家都没有看到她。

    多少年来，叶惠方到底捐出了多少钱，没有人说得清，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她从来不记。云南地震，她捐钱；内蒙雪灾，她捐钱；山东旱灾，她捐钱。钱捐完了，她就翻箱倒柜，有什么就捐什么。实在找不到适合捐赠的东西，她就捐自己的被子、大衣……原总后勤部发给她的“伯乐奖”奖金5000元，她一分不留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特殊儿童救助部。

    在叶老80岁生日时，妇产科要为她祝寿，被她谢绝了。在科室的执意坚持下，她无奈地说：“那你们每人就凑10元钱给我吧。”当大家把带着全科心意的300元钱送给她时，她接受了，马上又掏出几百元，一起寄给了“希望工程”。

    大家看到老主任身上穿的衣服实在太俭朴，就给她买了一件毛衣。可送过去后，叶惠方坚持要她们把毛衣退掉。她说：“你们没有时间，我去退！把钱捐给‘希望工程’好了。”叶老总说一句话：“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尽管社会经济发展了，但还是要把有限的钱物用在实处，为更多的人谋福利，无谓的浪费就是犯罪，就对不起子孙后代。”

    退休后的叶惠方，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但她还在为科室、为关心下一代做贡献。她认为“外语是年轻一代打开世界科学殿堂之门的金钥匙”。从退休那年，她就创办了英语培训班，义务辅导各类人员学英语，一直教到她逝世前。小学生学英语精力不容易集中，她就自编英文歌曲教孩子们唱，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成年人学英语工学矛盾突出，她就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补课。一位年轻医生跟叶惠方学完英文教材后，钦佩之余，心想叶教授要是把这本书录成录音带就好了。同学们也都觉得这想法很好，但太过分了，要知道那毕竟是一本砖头般厚的教科书！谁知，叶惠方得知这位年轻医生的想法后，很快把那部400页的教材录成磁带，送给了她。捧着这历经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精心录制的磁带，这位年轻医生泪如泉涌。

    叶惠方教过的学生，有三代人。其中既有院士、博士生、硕士生，也有大、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的孩子、电梯工……几十年来她没有时间完整地看过一部电视剧。

    1999年7月，叶老到美国探亲，临走时把一封信交给了科里。科里人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份遗嘱，上面写着：“我老了，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万一发生不幸，没有生命价值时，请组织不要进行无谓的抢救。但请先看一下还有没有可用的器官，如果都没有用了，就把遗体捐赠给医院，作医学研究。”捧着这封沉甸甸的信，科里的人都哭了。

    她的弟弟叶惠康，是一名合唱指挥家。每一次创作了新的作品，他都要寄给北京的姐姐。有一尺高的光碟在叶惠方家的茶几上摆着，她常常抚摸却从来就没有开封过。科里的青年医生看了，问她为什么不打开听一听啊？她说：“我没有播放机。”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叶惠方几乎是倾其所有把家里的东西都捐出去了。

    捐尽所有追随党，奉献一生映丹心。爱，因信仰而璀璨；信仰，因爱而更加熠熠生辉。

    2017年1月17日，叶惠方在自己的家里安静地走了。遵照她的遗愿，她的遗体捐献给了协和医学院——那是她人生工作的第一站。

    叶老走了，是那么的安然与平静。她如同一朵朴实无华的玉兰花悄然逝去，了无痕迹。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她爱惠八方的医者仁心，她诲人不倦的师道风范，她无私我忘我的人生境界，为我们树起了一座高山仰止的精神丰碑。

    她在大爱和奉献中追求人生价值和幸福快乐的境界，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奉献观、价值观：爱，是这么的坦荡无私，是如此的纯粹彻底，是这样的大无大有！

    “雪绒花、雪绒花……”这是叶惠方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伴随着歌声，她奉献的人生也如星光闪耀夜空：叶老是幸福的，也是快乐的，她用自己的全部真情将百年人生化为永恒，让更多的人理解了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党性的光辉。

扎根山区四十一载 积劳成疾倒在工作岗位

——万宁市新中医院院长黄云飞同志事迹

9月11日下午，万宁市新中医院院长、党支部书记黄云飞同志因长期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殉职，倒在了他为之奋斗41年的工作岗位上，年仅59岁。

黄云飞同志生于1958年12月，瑶族，原籍广西大化，中共党员，全科主治医师，是生在农场长在农场的海南农垦第二代职工子弟。 

1976年，黄云飞高中毕业后，就在新中农场医院参加卫生员培训，培训结业后自动要求分配到农场最偏远的45连队从事卫生防疫工作。当时正是农场困难时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每月工资仅有十多元，但他还是能坚守岗位，兢兢业业，还时常把仅有的微薄工资资助困难群众。当时农场职工居住条件极差，居住分散，疾病流行，特别是疟疾横行，有的住户到队部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黄云飞同志常常冒着危险爬山涉水，走村窜户为胶工看病送药，为疾病预防和消除疟疾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有一次，一名胶工在林段被毒蛇咬伤，情况万分危急。当时正碰上台风天气，风雨交加，每走一步都面临被树枝刮倒的危险，可黄云飞同志接诊后即刻前往该林段，背着病人冒着风雨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安全护送到作业区卫生所。黄云飞不顾个人的劳累，配合卫生所医生立即消毒用药处理，使病人转危为安。黄云飞同志除了在连队担任卫生防疫工作外，在当时条件下，还曾为交通极其落后的偏远住户来不及到农场医院生产的孕产妇担任接生工作。

1978年，为响应党的号召，支持国防建设，他积极投身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于广东韶关部队。在部队期间，黄云飞同志刻苦学习本领，因工作突出，曾多次获得过部队的嘉奖。退伍复员后，他返回农场继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1986年至1989年，他在海南农垦卫生学校学习，后因成绩突出及有较强的领导工作能力，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并于1988年11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黄云飞同志本来可以有机会到较好的工作单位去，却因为眷念着这块培育他成长的贫瘠土地，他选择重返农场医院工作，曾先后担任传染科、内科、门诊部等主任、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等职务。2016年3月，就任新中农场医院院长、党支部书记至今。

在担任传染科主任期间，当时传染科肝病、结核病、疟疾等一些传染性疾病较多，他不怕工作环境有较强的传染性，坚持为广大患者服务。曾有一次，一位空洞型肺结核病人出现大咯血，出血较多。病人高度紧张，无力咳嗽，随时都有被血块阻塞气管造成窒息的可能。他不顾被结核感染的危险，把病人抱在怀里，安慰病人，并用双手伸入病人口腔里把血块挖出，从而使病人避免了气管阻塞的危险，最终抢救成功。

在担任内科主任期间，他对待每一位病人都如亲人，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很好。有一次，一位86岁的男性患者，因前列腺肥大排尿困难，值班护士反复插尿管三次都不成功，急得满头大汗。他二话不说，亲自上前操作。由于老年人前列腺肥大，加上反复多次插管造成充血水肿，他经过细心操作，最终插管成功。还有一次查房时，他发现一位五保户病人因脑梗塞瘫痪住院，生活无法自理，又没有家人照顾，因长期卧床，大便秘结，无法排便，腹胀腹痛的嗷嗷直叫。他亲自用手给病人从肛门把粪便掏出，解除了病人痛苦，缓解了病情。此后，他亲自回家做饭给病人送去，直到病人出院。事后病人亲戚当面向他表示感谢。此事后来轰动全院，大家都为黄云飞的这种不怕脏不怕臭的做法非常赞赏，得到了农垦卫生战线的表彰奖励。

2009年，因工作突出，黄云飞被上级任命为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分管党务、公共卫生等工作。他积极主动，任劳任怨，协助院长把医院各项工作推上了新的台阶，他多次被上级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新中医院也被评为“和谐医院领导班子”。

黄云飞时刻关心着退休困难老党员。有一次，一位姓黄的老党员因脑梗塞在家不慎跌倒，当时家里只有老伴一人，无法送医。他得知后立即赶到这位老党员家里，把老党员背负到医院救治，从而使病人转危为安。逢年过节，他都会亲自上门，并带上慰问品，还详细向他们询问生活起居等情况，努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从而得到广大党员的赞赏和学习。在负责公共卫生工作期间，他带领防疫站工作人员经常下队开展老年人健康、妇科体检等工作。有一次，因为几位外来人员的子女错过了打疫苗时间，黄云飞知道后，亲自驾驶摩托车带着防疫人员到边远的山区为他们及时补种疫苗。

二十多年来，由于农场经济困难，无力投资医院建设，新中医院业务用房基本都是是八、九十年代建设的危房，设施设备非常缺乏，且医院多年来没有得到上级财政拨款，职工收入偏低，队伍思想不稳。黄云飞担任医院院长时，正值农场医院即将移交地方管理。他加强医院管理，节省各项开支，为医院添置了急需的各种设备，从而提高了医疗水平，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2016年12月，医院正式移交地方政府管理后，黄云飞多方调研，听取群众意见，狠抓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新中农场患者普遍回流，医院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职工的经济收入也逐步增加，队伍得到稳定。为了加快医院发展，黄云飞还争取市卫计委大力支持，将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列入2018年规划。为此，最近1个多月来，黄云飞同志常常奔波于市卫计委和医院之间，商谈医院规划建设事宜。他还时常顶着烈日，冒着大雨，亲自带着规划人员往场地跑，往往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从不知道苦和累。

新中医院广大职工纷纷说道，自从他们在这里工作以来，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常常看到黄院长加班加点工作的身影，在他的作息时间里，好像没有下班的概念。近三个月来，黄云飞经常出现胸闷、胸痛、咳嗽、气促、双足疼痛等现象，同事们都叫他到上级医院检查治疗，但他怕耽误工作，多次放弃了正规检查治疗的机会，只是在本院打打针，吃吃药。9月11日下午，他仍然坚持带病工作，因疼痛难忍，继续选择在本院治疗，最终因身体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猝死，经抢救无效死亡。

“能吃苦、爱群众、最敬业！”这是新中农场群众对黄云飞同志一生的总结，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新中农场的医疗卫生事业。

人民的“好院长”、“好医生”——黄云飞同志，愿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