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四川-大美医者 | 严律南： 一辈子与患者肝胆相照

把我带进肝移植领域的，是一个6岁的孩子。1982年的一天，我正在坐门诊，一对夫妇抱着一个6岁大的小男孩进来，孩子的脸蜡黄，瘦削。他患的是巨大肝母细胞瘤，唯一的希望是做肝移植手术。孩子的妈妈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哭着说“请您救救我的孩子，把我的肝脏换给孩子。”

当时，整个中国都没有这个技术，日本的肝移植研究也才处于动物实验阶段，我想拯救这个幼小的生命，但我无能为力。在疾病面前，生命是那么脆弱，作为医生的我显得那么渺小与无力。在绝望中，孩子被母亲抱回了家，很快就去世了。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但他妈妈那绝望的眼神令我永生难忘。她的眼神，萌发了我用一生的时间来攻克肝移植难题的念头。

2005年，一个来自南充35岁的小伙子，患了晚期肝硬化失代偿。他的妈妈快60岁了，毫不犹豫地对我说：医生，我愿意用我的肝，换儿子的命。这一幕，二十多年前在那个6岁儿童的病床前也曾上演过。不同的是，当年我不会肝移植技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朋友死去；现在，我有了挽救这个小伙子生命的能力。

经检查，妈妈的血型和儿子的血型匹配，但不巧的是，这位病人个子高大，妈妈却娇小瘦弱。 妈妈的肝小，儿子的肝大。切少了，不够；切多了，妈妈有危险。而活体肝移植的一个最基本的技术底限是：必须保证捐献者的100%的存活，否则，医好一个害死一个，就违背了医学伦理。

就在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医院得到了一份肝源。我们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从这份肝源中取一部分，再从病人妈妈身上取一部分，合成一个“新肝”给病人。这种手术，当时全世界只有韩国人用二位亲属供肝的“双供肝”，这种采用尸肝何亲肝合成的肝移植是世界第一例。因此风险和难度都非常大，成功后这种“合成肝”在世界肝移植顶级杂志发表了。那一年，我61岁，为了拯救这个年轻的生命，我们在手术室时忙活了23个小时。从手术台下来时，我的关节都不能弯曲了。幸运的是，这对母子都活了下来。

获得重生后，很多病人感谢我。我每次都说，最需要感谢的，是那些捐肝者，有了他们的奉献才能推动医学技术的进步，才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成立我们华西、乃至四川的“器官移植中心”。目前，各个医院和科室的移植手术，基本上还是各自寻找供体，没有形成资源和技术的共享，在器官移植这个本来就资源稀缺的领域，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如果我们打通这个渠道，建成共享平台，就将有更多的病人受益。

我喜欢那句话：“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愿意锻炼好身体，在同“肝”共苦的路上一路前行，让我们一生肝胆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