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我国出生人口却出现下降，引发广泛关注。官方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的1786万人、12.95‰有所下降。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出生人口略有下降，但从结构看“全面两孩”政策发挥了正面效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生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减的大趋势下，我国促进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积蓄动力。
出生人口下降“一孩”是主因
2017年是我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二年，也是政策效果完整显现的第一年。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
“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介绍，2017年，我国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
李希如分析，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除了近年来我国育龄妇女人数呈逐年减少趋势，也与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不断推迟、妇女生育意愿下降有关。
人口的趋势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在人口专家看来，生育意愿下降、人口总量增势减弱，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说，出生率下降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抚养孩子成本增加、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和工资水平提高，城市化生活模式和文化观念转变等，都在导致出生率的趋势性下降。尽管这一长期趋势很难扭转，但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发挥了正面作用。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李希如说。
完善政策延长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自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下降态势，如何延长人口红利也是世界多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占比比上年有所下降，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老龄化加深。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从2010年的34.2连续上升到2016年的37.9。
“人口学家预测，未来若干年后我国将出现人口负增长，过高的社会总抚养比将会拖累储蓄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陈玉宇建议，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人口配套政策，包括通过政府补助和税收政策鼓励生育，并对女性生育给予更多劳动市场政策法规保护、更长产假等，从而努力放缓人口高峰到来，延长我国快速发展的“窗口期”。
国家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也表示，将做好出生人口监测预测，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努力推动解决群众在生育养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国人口红利尽管有所减缓但依然比较充裕。除了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外，还可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改进就业质量等办法延长人口红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提升人才红利推动高质量发展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毛盛勇认为，要通过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提升人力资本，实现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经济发展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相比于人口的‘数量红利’，应更多关注人口的‘质量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说，研究显示，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特别是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发展，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依赖性在下降。
许召元认为，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下，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国要从教育制度、创新机制和人才培养方面入手，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加快培养新经济所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育我国人口“质量红利”新优势，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
瑞银中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正处于一轮创新热潮之中，人口红利将升级为“工程师红利”。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侯延琨说，我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是美国的五倍；研发人员薪资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工程师红利”可以弥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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