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说，孙燕堪称“中国内科肿瘤学之父”，纵观我国肿瘤内科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可以说，他的人生历程就是中国肿瘤内科的历史。而坐在我面前的孙燕院士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慈祥长者，三言两语开始，他的回忆也慢慢铺展开来……
济世救人，少年立志学医报国
出生在战乱年代，孙燕从开始懂事的时候，所接触到就是民族危亡。国破家亡在异族统治下的生活使他从幼年就深深懂得，没有祖国的富强，不管贫的富的，不论你有多大本本事，敌人一来都是一样。
懂得亡国的痛苦，向往自由富强，孙燕和他的小伙伴，每逢星期天就到县城的小东山锻炼身体，谈论长大后如何报效祖国的话题。那时，一位同学的父亲米儒珍大夫在昌黎东关开诊所为广大劳动人民看病，是当地一位受到老百姓爱戴的医生，也是同学们敬佩的人物和榜样。由于目睹现实的黑暗、腐败，“同是济世救人，良医勘比良相”，孙燕决定立志学医的理想。
1948年，孙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实现了学医的志愿。当时，学校还保持着严格的淘汰制，他们入学的时候班上经过严格考试才能进入医预系的共72人，到了第一年末立即淘汰一半。淘汰制使孙燕和留下的同学顿时紧张起来，不得不面对将来进入协和医学院是另一次同样的淘汰。
1951年进入协和医学院后，孙燕在195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先后在神经精神科、急诊室、高干病房轮转工作，在此期间，孙燕参与了冯应琨教授领导的肝状豆状核变性(Wilson氏病)的钙磷代谢研究和皮质激素在神经系统的应用等研究，书写论文3篇，1956年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励精图治，为肿瘤事业开局 
1959年，怀着极大的热情，孙燕被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他本来以为又可以得到机会重新从事外科工作。院领导却给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决定由他和周际昌医师开创一个新的学科。尽管自己并不情愿，但在当时吴桓兴院长的启发和劝说下，孙燕也就安心在他们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创建了“肿瘤化疗组”。
虽然开始条件十分艰苦困难，只有5张床位，4种抗癌药物，很多时候是周际昌和孙燕两个分头负责病房和门诊工作，轮流值班。一次周际昌病了，孙燕只好先查病房后看门诊。工作辛苦，但两个人干劲十足，治疗和科研工作迅速发展起来。1965年内科病床增加到了30多张，科里也有了5位青年医生，2位进修医生和8位护士，肿瘤内科已初具规模了。同时，科室的医疗和科研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从1960年起，孙燕和同事们试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开发的抗肿瘤新药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取得突出成果。很多晚期病人得到缓解和根治手术的机会。论文在1962年由吴院长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进行报告，引起轰动，被称为“药物治疗有效控制肿瘤的典范”。后来他们总结：Ⅰ期病人手术后辅助应用N-甲酰溶肉瘤素10年治愈率达到100%；Ⅱ、Ⅲ期和复发病人为67%；甚至一些已发生肝、骨转移的精原细胞瘤病人经过治疗后，得以长期生存。这项工作获得了1978年科学大会奖和卫生部甲级成果奖。此外，他们开创的乳腺癌晚期术前化疗、胸壁复发的局部治疗、肺转移的治疗，使一部分病人存活期长达10～30年。还开展了胸腔积液的局部治疗和头颈部癌的动脉化疗等在当时均在国内属于首创。
十年浩劫，医患之间显真情 十年浩劫中，国内肿瘤工作受到极大破坏。这十年间，内科被拆散，人员被下放。孙燕身陷历史逆流，难得脱逃。1970年，孙燕带着全家与张大为、余宏迢和姜兆侯等四家到甘肃定西地区医院安家落户。定西是有名的“三西”贫困地区之一，严重缺水，连吃的水都有从远处运来。条件的困难、局势的动荡都没有阻挡孙燕一行人建设定西的热情。在定西，他们做出了很多成绩，抢救了许多垂危的病人，和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医患真情在十年浩劫背景的衬托之下，闪耀着别样的光芒。
就在他们到甘肃定西地区医院上班的第一天，下班时分，一个刚刚满月的男孩子被父亲抱进门，孩子得的是重症肺炎，眼看没气了，当地的儿科医生认为回天无术。孙燕立即进行口对口和用手进行人工呼吸，并及时用上高剂量阿托品和抗生素。经过一夜的观察孩子恢复了自主呼吸，体温也恢复正常。看着自家的独苗得救了，孩子的父母千恩万谢，从此孩子改名“敬燕”，和孙燕认了干亲。至今，敬燕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每当看着敬燕寄来的“全家福”，孙燕心里都感到了极大的宽慰。
一位病重的妇女刘兰香，由于败血症发生栓塞，鼻子和双下肢已经变紫，昏迷不醒，已被家人穿上了“寿衣”。主管医生请孙燕去看看，并说“已经这样重了怕孙大夫不高兴”。经过大量抗生素、溶栓和支持治疗病人奇迹般活过来，虽然掉了几个足趾，鼻子也留有瘢痕，全家人高兴得要给我送匾。老乡们从此将“定西名医”的称号送给了他们。2012年孙燕还被评为“感到甘肃”人物受奖。最近在姬广武所写“历史深处”的报到中说“孙燕将他研制的扶正中药给定西制药厂生产，目前远销世界各地并纳入我国医疗保险目录。药厂因之更名为“甘肃扶正药业”，并动员山区农民种植黄芪，对定西脱贫致富做出了一定贡献。”
“孩子放学了，理所当然要回家” 动荡结束，百废待兴。中国肿瘤工作也迎来了沁人心脾的春风。1979年，孙燕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赴美国休斯顿在著名的M.D.Anderson肿瘤中心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半年以后，由于他勤奋工作和临床肿瘤学水平，学校聘他作为“客座教授”。
由于总领馆不鼓励在美医学生考取美国的行医执照，所以孙燕只能通过一个学院的考试在院内参与教学和医疗工作。尽管在外人看来，孙燕的遭遇有些委屈，但孙燕依然认真对待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和教授查房以外，孙燕还带领实习的学生讨论病人的诊断处理。由于能协助教授处理一些病情复杂的病人，连带领学生的助教都钦佩孙燕经验丰富、技术超群。其后，孙燕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加入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和国际肺癌学会(IASLC)。即使身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交流还刚刚起步，孙燕已是这些学术组织里最早的中国大陆会员。
1981年底，孙燕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在美国同行看来，身上既有经费，手里还有研究项目，留在美国，孙燕简直如鱼得水。此时回国令同行都十分不解。孙燕的华人朋友告诉他们：“孙燕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回到中国会做出更好的成绩。”回国之后，孙燕用他在美国争取到的几十万科研经费选派了国内的两位青年医生继续他留在美国的工作。在他的教育下，他的几位博士生、硕士生和他的儿子儿媳学成后也都回国工作，而对当时义无反顾的回国，孙燕只是觉得：“孩子放学了，理所当然要回家”。他的这种奉献精神也受到国外同行们的尊重，视他为中国临床肿瘤学的代表人物，邀请他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愿意支持和参与他在中国组织的国际会议。国际抗癌联盟(UICC)选他加入元老委员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选他作为终身会员。
改革开放，肿瘤事业“春暖花开” 
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科学发展的春天，孙燕多年梦寐的工作机会也真正地到来了。1983年，他晋升为主任医师，并任协和医科大学临床肿瘤学教授。在1984—1992年间担任内科主任，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内科建设成为一个国内最大、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承担着大量临床治疗、科研课题和教学任务的专业科室。他多次在国内举办各种国际会议，其中1983年8月30日-9月1日在肿瘤医院举办的国际免疫学中医中药讨论会、1986年9月7-9日国际癌治疗及癌化疗新趋向讨论会、1988年9月5-10日UICC 亚太地区肿瘤内科高级培训班、1990年11月25日-12月2日在广州举办的WHO和中国癌症疼痛会议和学习班，这些会议和学习班都享誉全国，更蜚声海外。从1985年至今，孙燕在国内很多省市举办肿瘤内科学习班超过15次，从1995年举办抗肿瘤药GCP学习班和研讨会迄今共7届。积极推动我国临床肿瘤学事业的发展的同时，孙燕也不忘凝聚中国肿瘤人才，他于1997年成立了中国抗癌协会临床协作中心(CSCO)和内科肿瘤学会(CSMO)，并与美国ASCO、欧洲ESMO和亚洲ACOS建立了姊妹学会的关系，逐渐将CSCO和CSMO推向和国际同行平等的学术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孙燕主持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抗肿瘤学新药的临床研究工作，其中包括恩度、参一胶囊、康莱特、榄香烯和埃克替尼等，并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和国家发明二等奖一次。多数引进的新药也都是孙燕和他的团队完成在中国的临床验证上市的。但他更重视是他被选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杰出保健专家和北京市医德楷模、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终身成就奖。他说：“这些都激励我只能更加珍惜不多的时光，完成应当承担的工作。”
孙燕院士
孙燕院士说，他的中国梦就是让中国肿瘤发病率下降，让肿瘤治愈率明显提高。“绝不是容易的事，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根据发达国家和我国高发区现场研究的经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最重要的是预防和“三早”，合理的综合治疗及新药无疑也是降低死亡率的有效措施。在孙燕看来，防治癌症绝不是临床医师能够单独完成的，必需建议政府和广大人民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梦想。面对目前雾霾和控烟的忧虑，他有些激动，孙燕的眼眶有点一些湿润，“只要政府下决心治理，大家共同努力，在10到20年内我们会看到回报的，即使那时我有可能已经不能看到。”
孙燕院士
【记者手记】 结束了采访，孙燕院士放松了很多。谈起现在的生活，他为祖国所取得的进步自豪，在访谈中他多次说到个人的命运和祖国是分不开的。“在国外的时候，就会想中国何时能这样多好’。如今国家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这么好，能不高兴吗？”党的十八大以后，孙燕对2020年实现小康很有信心，“只有在正确的道路上全国不懈努力，我们民族是有希望的。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未能实现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我能为之贡献微薄的力量就没有白活一世。”随历史而沉浮，因命运而多舛，尽管这样，孙燕还是对这片土地爱得刻骨，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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