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罩在上海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联盟（以下简称GPO）相关经营者头上的阴霾正在逐渐消散。
日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上海市工商局”）的一份《垄断案件中止调查决定书》称，由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提出并积极落实的整改措施能够消除和挽回其行为造成的影响，上海市工商局决定对上海GPO涉嫌垄断一案中止调查。
在上海GPO危机暂缓的同时，此前陷入垄断风波、被要求整改的深圳GPO试点也传来新消息：广东省东莞市将搭乘深圳GPO“顺风车”，进行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改革。随着越来越多的省（区、市）释放出积极信号，如何与垄断划清界限、寻求GPO采购参与各方的利益平衡，成为影响GPO发展的关键话题之一。
为药品控费而生
GPO是国际惯用的医院领域的采购模式，已在国外有充分实践，能为政府节省大笔医疗开支。有数据显示，2009年GPO为美国医疗健康系统节约的开支超过360亿美元。
随着我国医改的进一步深化，挤出药品价格中的水分、提升患者药品可及性愈发重要。我国通过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而其中引进GPO模式，依托GPO集中代理公立医院采购，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前提下“带量”议价，成为控制药品费用的尝试之一。上海、深圳等地先后开始进行GPO试点，华中药交所平台也引入GPO机制，帮助医院实现药品采购成本最优化。
河北某药企的相关负责人孙黎（化名）归纳出GPO的两个“关键词”——带量采购、集中配送。他认为，GPO采购既能为实行药品“零差率”政策的医院降低药品院内流转成本，又有利于处于“两票制”政策压力下的药品配送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双方都能从中受益。“不甚满意的可能就是工业企业了。”他补充说，在GPO强大的议价能力面前，销量大、生产企业众多的普药品种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在一地一家医院的低供货价格又可能在多地多家医院引起“连带”效应，企业降价压力大。
在业内人士赵乾（化名）看来，面对“带量”而来的GPO，工业企业喜忧参半。据他介绍，一些GPO提出的“量”是比较虚的。“GPO所谓的‘量’很多时候只是承诺有多少会员单位在采购包里，至于实际采购能产生多少销量，招标方和药企心里都没底。”他解释。但即便如此，药企依然愿意参与GPO招标，因为他们往往会结合现有市场和医院规模，来估算GPO医院数量背后的潜在增量。
契合多方利益诉求的GPO试点进展很快，药品控费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深圳市卫计委2017年12月向媒体通报称，深圳GPO第二批目录采购的1159种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22.57%，预计全年可为深圳市公立医院节省药品费用15.37亿元。参与GPO采购的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2017年10月份的药占比从年初的30%降至25.79%。
陷市场垄断风波
在一些试点省份，参与GPO招标采购被视作企业参与医院招标议价的准入。“如果不参加GPO招标采购，企业就失去产品在医院的‘出入证’，也就可能失去这个市场。”在赵乾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不得不”参与GPO招标采购。
这种暧昧的明规则或“潜规则”，或许为GPO试点频频陷入垄断风波埋下了引子。2017年，我国GPO试点的先行者——深圳和上海因涉嫌垄断，先后受到有关部门调查。
上海市工商局的《垄断案件中止调查决定书》披露了上海GPO涉嫌垄断的行为——上海 GPO以公立医疗机构在省级招标平台上可正常采购的药品为采购范围，要求已入围省级招标平台的参选企业再次申报药品结算价、预计供应链服务成本分担比例、市场占有率等材料，遴选决定上海GPO药品采购目录；对于未入选GPO药品采购目录的企业，所有会员医院拒绝与之交易。而通过当事人事后承诺的整改措施，如不限制医疗机构的药品自主采购、取消对医疗机构采购总金额的90%通过集团采购途径实现的原则等，也可窥见上海GPO涉嫌垄断的端倪。
2016年7月启动GPO采购改革试点探索的深圳，也在2017年受到有关部门的反垄断调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信息显示，深圳市卫计委在推行GPO采购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存在只允许一家GPO提供药品集团采购服务，限定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该组织服务，限定药品配送企业由该组织选定等涉嫌垄断行为。
盼引入充分竞争
在赵乾看来，GPO试点之所以陷入垄断风波，主要是因为我国的GPO还处于起步阶段，GPO组织数量少，尚未形成充分竞争，“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而且运营不够规范。对招投标颇有研究的业内人士周伍（化名）对此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在80%的处方药由医院销售、而公立医院集中采购由政府主导的环境下，由市场主导的GPO生存空间有限，而已有的GPO组织规章尚不健全，且缺乏相应监督，其他GPO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鼓励竞争，推动多家GPO出现。赵乾表示：“如果成立多个不同主体的GPO，GPO对每家医院都开放，垄断就可能被抑制。”
在垄断风波后，有的省份的GPO准备工作按下了暂停键。“医院和企业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敢轻易动手。”孙黎说。但广东省卫计委仍然计划推出广州试点。广东省卫计委主任段宇飞在接受媒体提问时回应：“我认为判定GPO是不是垄断，关键是看整个遴选过程是否公平公正公开。GPO形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周伍也认为，我国GPO的发展前景广阔。在鼓励社会办医、门诊药房剥离的政策趋势下，将有更多的社会组织承接自医院释放出来的药品交易，由此催生一批GPO。如何保障在GPO采购中医院、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的自主权，寻求各方利益平衡，抑制垄断，是目前业内值得思考的问题。
企业的呼声也聚焦公平公正公开。孙黎认为，在试点过程中，GPO要明晰工作流程，制定兼顾不同企业需求的采购目录，同时也要畅通GPO和生产企业、配送企业的沟通渠道。“对GPO采购，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还处于认识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规范公立医院药款结算方式、实现良性回款，也是GPO试点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在GPO采购中，如果回款不及时，采购医院数量越多，企业垫付的资金也就更多。”孙黎说，庞大的资金压力对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来说都很不利，尤其对配送企业来说，资金就是命脉，一旦资金出现问题，配送业务也就可能中断。实现良性回款能鼓励更多规模企业参与GPO试点，从而有利于充分竞争。
“GPO涉及的政府部门比较多，除卫生计生部门外，还包括人社、工商、税务、财政等部门。”赵乾认为，GPO试点的有序发展需要从单部门主导推行，转向多部门协同推进。“谁主导不重要，关键是看怎么主导，要部门搭台唱戏，让医院自主选择，让GPO充分竞争。”周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