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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在线】给你讲讲马克思⑧丨撸起袖子加油干

《给你讲讲马克思》系列课件通过讲述马克思一生的19个故事,全面展示这位伟人的人生历程,帮助广大党员了解最真实的马克思及其伟大思想成果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1845年,马克思全家离开巴黎,迁居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并在这里住了三年。这段时光里,马克思享受到了爱人在身边,最好的朋友就住在隔壁的日子——没错,当时恩格斯也在布鲁塞尔,住处紧挨着马克思一家,并且由于积累了不少来自书商和报社的稿费,生活条件不至于太坏。这段时光里,马克思和燕妮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可爱的娃娃,给家里带来了许多快乐的气氛。


27岁的马克思,处在哲学思考、思想创造最为旺盛的年龄,大量阅读、思考和写作。同时,他与恩格斯几乎天天晚上在一起交谈。这一年,他们合作了第二本书——《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天才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问世。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新”在哪里呢?让我们从他的一句名言谈起: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我们知道,所谓世界观,无非是某种理解世界的哲学思想,而经典意义上的哲学——PHILOSOPHY,是发源于西方的。自古深情留不住,从来套路得人心。那么,西方哲学的基本套路是什么呢?这一切还要从古希腊文明谈起。



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和星罗棋布的岛屿上。自然条件并不理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需要乘船往返西亚和北非地区,通过贸易往来,换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当船队开往大海的时候,生命就像海面上的叶子,随时会感受到大海波涛汹涌和去来无定,暴风雨到来时,随时会感受到死亡的威胁;而风平浪静的夜里,又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因此,希腊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生命周围都是剧烈无常的变化,那么,什么东西才是永恒不变的?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并不容易回答。因为严格说来,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在时间的考验中都会起到一定的变化,而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不变,那就是思想。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才是永恒不变的呢?古希腊人有一种特别的提问技巧。



比如我手边有一个茶杯盖,我说这个茶杯盖是圆的。古希腊人会问我:它圆吗?


我一看没问题啊,挺圆的。


古希腊人会继续问我:你再仔细看看,它到底圆不圆呢?


我把茶杯盖拿在手里反复看,确实不算是一个完美的圆,它在这里或那里,还有小小的瑕疵。


于是我拿出了圆规,在纸上画了一个圆,问古希腊人:这总算圆了吧?


古希腊人盯着我,好像能看穿我的灵魂。他还是那个老问题:它圆吗?


我翻来覆去的看,也不是严格意义的圆:纸上消耗了铅笔的一些石墨粉,它像一个救生圈一样,是一个圈型“体”,而不是二维世界里的圆。


最后我泄气地说:我放弃。三维世界里没有你要的完美的圆。


古希腊人说:没错。所以真正的完美的圆,只在我们的脑海里,现实世界里没有这样的圆。


我反问道:可你如何证明我脑中的圆和你脑中的圆是同一种圆呢?


古希腊人说:人是无法证明的。之所以咱们对圆的理解是一样的,那是因为我们都有关于圆的“理念”,而“理念”是神的造物。我们生活世界中所有的圆形物体,都是这种圆的理念的“摹仿”。既然是“摹仿”,就总归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只有圆的理念是没有缺陷的。


这样一来,古希腊人就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把世界一分为二:一半是事物,一半是思想,而事物是思想的摹仿,因而思想是第一性的。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中间经历了两千多年。甚至这种刨根问底的提问方法本身,都是古希腊人创造的,确切来说起源于苏格拉底,他把这种提问方法叫“精神助产术”。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既然西方哲学是讨论“器”之上的“道”,因此西方哲学又叫“形而上学”。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哲学也经过了不同阶段的发展。在中世纪神学,僧侣们讨论的是“一个针尖上到底能站几个天使”,到了近代,哲学家们讨论的是“人的理性究竟怎样认识世界”,如此等等。不管思想的主体是神还是人,重要的是思想始终是第一位的。


到了18世纪的时候,西方哲学进入了它的鼎盛时代,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时期,代表人物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成为了西方哲学的集大成,他把过去几千年哲学思考的所有方向和所有可能性,都用辩证法包含在内了。但是,仍然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能不能用思想去证明事物的存在?我看到一个茶杯盖,并在放在手里感觉到了它,它就真实存在吗?怎样保证我不是在做梦呢?这个茶杯盖不是我幻想出来的东西吗?这个问题难倒了无数哲学家,康德甚至把这种难题叫作“人类理性的耻辱”。


这个时候,马克思平地一声惊雷:“哲学家先生们,你们全都错了!问题根本不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算我真的解决了用思维证明存在的难题,世界就能和平吗?人类就能解放吗?显然不能。



在当时,德国人简直把苦思冥想伸到了极致,换来的结果是连隔壁法国的社会发展都超过了自己。在当时的欧洲,法国和德国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德国在思想和哲学上高于法国,而法国在社会发展、文明程度高于德国。两国人对待同一件事的习惯也很不同,举例来说,如果让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德国人去实现“自由”,这个法国人会拿起武器,走上街头,甚至会攻占巴士底狱来实现自由;而德国人却戴着睡帽在书房里安静地沉思,仅仅是在脑海中翻涌着颠覆世界的自由思想。


马克思认为,对于德国来说,不是想得太少,而是想得太多:有太多从事批判工作的思想派别,彼此之间互相写文吵架,但只是流于词语和表达形式上的争辩;真正要紧的是关注社会实际的发展变化,并展开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


所以,马克思用实践的原则代替了思辨的原则,而“实践”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基石与活的灵魂。马克思关注人,但不是像以往哲学家那样关注人的理性,而是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关注人的劳动生产。



因此,马克思不屑于与“哲学家”为伍,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的人”,而人的活动首先是吃穿住行和生产活动,所以讨论人的问题,只有讨论人的活动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生产历史,才是真正有效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


你可能会问:这有什么稀奇?道理中国人都懂啊!它“新”在何处?


中国人能够顺利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不同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并且天然与马克思主义相连结。



我们刚才讲到,西方文明和哲学思想发展出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对立,对于中国人来说,也知道有这种区分,但并不会把这两者严格对立起来,因为中国讲究“道器不分,体用不二”,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按照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的看法,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讲实践和实用理性的文明,因此小到家庭教育,大到治理国家,没有哪个文明比中华文明更擅长了。正是由于中国人讲实干,重现实,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内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体来说也是非常顺畅的。




来源:灯塔党建在线

编辑:刘慧灵

发布:刘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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