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生长在与澳门一水之隔的广东香山，从小在这个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汇的环境中接受教育。这里养育了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诞生了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苏兆征、林伟民等人。从传统文化中，杨匏安得到不受嗟来之食和岳飞、文天祥等人为代表的气节教育，养成不贪图荣华富贵的冰霜傲骨。同时，他又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曾尝试用传统道德、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做武器反抗邪恶势力，却无法改变社会的不平和黑暗。通过东渡日本和参加五四运动，杨匏安最终认定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杨匏安是在华南系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此后十几年间又以自己的可贵实践为之奋斗直至献身。
大革命时期，杨匏安在国民党内曾官至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省港大罢工时还当过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掌权或管理大量钱财时，均一尘不染。当时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一枚硬币，只值一两毛钱，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儿。杨匏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
杨匏安受到党组织不公正的处分后，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全家有十口人，自己又患肺病，所领的有限生活费难以维持日用，七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夭。此时，杨匏安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晚上写作译书赚稿费补贴家用。他编译成的20万字的《西洋史要》，是国内第一部用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西洋史著作。
那时出版革命书籍发行困难，稿费很低，杨匏安还要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1930年他被捕后，周恩来冒险到家中探望，杨母很受感动，却坚决不许儿子的这位友人再来。杨匏安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回到家中时，有人说起：“我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小孩子没有书读，上街也提心吊胆的。”他却坚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他的母亲马上也说全家都支持你。杨匏安的儿子几十年后回忆说，那一天的情景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1931年7月，《红旗日报》工作人员胡章原被派去温州工作，开船前五分钟他借口上厕所跳上岸。同行的同志发现时，船已开行无法报警让特科红队采取措施。这个家伙赶到南京告密后，陈立夫立即布置大抓捕。此时，因顾顺章叛变事件造成打入敌特机关的钱壮飞、李克农等被迫撤退，内线关系的丧失使叛徒的告密难以预防。杨匏安的住址也被 胡章原供出，于7月25日清晨在家中被抓走。
杨匏安过去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蒋介石又知道他受过共产党的处分，竭力实施劝降。据当年同牢房的难友回忆，杨匏安每天都被看守叫出去“会客”，来者又都是国民党要人，还许以高官厚禄，他的回答只是：“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此时他也惦念家中生活，从狱中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这个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杨匏安还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国民党要人送的钱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他见同狱的罗绮园意志动摇，又写诗劝此人顾惜气节。虽然罗绮园不听劝而向敌投降，那首《示难友》却成为名传天下的革命烈士诗抄中的名篇。
劝降进行到最后一幕时，蒋介石亲自把电话打到狱中要杨匏安接，他却将话筒摔到墙上。杨匏安牺牲后，党组织一直关心他的家属，周恩来还亲自安排孩子们的学习。杨匏安就义后的许多年间，周恩来经常带着深情讲述他的动人事迹，并用他这种“为官清廉，家境贫寒”的品德来教育同志们。
（作者：徐焰，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