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现在的环境，当时做创新药真的不容易，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理解你的想法，所以创新药公司很难获得投资。”回忆2009年开拓药业初创之时，童友之感慨道。
在回国创业前，童友之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和美国康纳尔大学，取得药理学博士学位，自1999年起，童友之在美国已经拥有独立的实验室，受聘为美国北岸长岛犹太卫生系统高级研究科学家、实验室主任，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助理教授。2002年，他参与创立美国Angion药业公司并出任副总裁，一路顺风顺水。
偶然的机会，童友之接触了国内制药企业，发现国内企业在硬件水平上已经赶上美国，但还缺乏自主研发项目。
“我们这代人普遍怀有一份爱国情怀，回来创业是希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而不只是技术驱动。重新回到中国打拼等于放弃在美国已经建立的基础，从零开始需要很大的勇气。”童友之说。
2008年，童友之辞职回国，2009年，他在苏州工业园区创办了开拓药业，旨在做中国老百姓吃得起的创新药。
当时正是金融危机笼罩之下，加上国内创新药的创业投资环境远未成熟，开拓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童友之与合伙人出资完成了实验室装修、试剂购买和员工招聘。童友之说：“我们会刻意放慢实验的脚步，让员工不那么忙，因为做得越快钱就会烧得越多，下个月可能就揭不开锅了。”
制药需要长周期与强资金的支撑，而国内传统的创新药投资模式，在药品获批上市后才有可能获得回报，而在漫长的研发周期中，投资失败的风险环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有基金会投向生物医药领域。
联想之星与开拓药业的“姻缘”始于“靠谱的朋友介绍”。联想之星自成立之初即将医疗健康作为重点投资布局的领域之一，投资战略分为新技术与新服务，投出的第一个医疗项目是新药公司派格生物。派格CEO在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学习过程中，为开拓与联想之星牵了线，二者成功“联姻”。
如今，国内创新药投资已走上快车道, 有了政策环境和投资创新模式的加持，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了创新药研发。市场甚至认为创新药将成未来10-20年最大的投资机会。
对于成立近十年的开拓药业，拥有国家双“千人”专家的豪华团队，已经在创新药研制上取得了一个个耀眼的成绩：
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雄激素受体（AR）拮抗剂普克鲁胺，针对前列腺癌和乳腺癌，启动临床Ⅲ期试验，是少数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开展临床试验的中国自主研制新药，也是少数同时列入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产品；
获得辉瑞授予的首个肿瘤抗体新药全球开发权利，该药有望成为全球首个针对活化素受体样激酶-1（Activin receptor-like kinase-1,ALK-1）靶点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治疗性药物；
成功登陆新三板……
开拓挂牌新三板
创始人童友之也在十年间，从一个科学家逐步转变成一个企业家。
作为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的学员，童友之称之为“中国创业家的黄埔军校”，“尤其是对我们这种长期在海外生活的人来说，特训班让我迈出了非常接地气的一步。一年的学习让我从团队建设、公司管理、商业模式等各个知识层面都得到了系统教育。”
而在带着开拓药业奔跑的过程中，童友之也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开拓不是一家只解决本土医药需求的公司，更能成为一家在全球有产品布局的公司。
开拓药业创始人&CEO童友之
LS：你在美国生活多年，回到国内从事新药创业，感受到了哪些差异？
童友之：首先，从创业的动机来说，美国的创业者更多的是技术驱动型，比如有的科学家发现有些技术可以改变世界某一方面的布局，往往会和职业经理人联合来做这个事。而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从业者在储备很多知识和经验之后创业，背后往往有更多产业报国的情怀驱动。像我们这批改革开放后出国读书的人，都有一份很深的爱国情怀，回国创业主要是特别想为自己的祖国做一点事情。
其次，在中国创业，在知识产权方面要白手起家，否则会有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需要抱着从零开始的决心去创建生物医药的企业。
最后，对创业者的扶持上，美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创业者能从比较固定的渠道，如国家层面的中小企业基金中获得支持。而在中国做生物医药创业，经历了从冬天，到现在春天或者是夏天的过程。我刚回国时，很少有人投资生物医药，但联想之星在2012年便投资了我们。到了2014、2015年之后，才真正有专门做生物医药的基金从综合基金分化出来。
LS：这段时间，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了大家对新药研发与审批的关注，开拓从2009年开始研发普克鲁胺，但是国外的同类药恩杂鲁胺目前已进入中国市场，你怎样看待未来的竞争格局？
童友之：开拓药业一直致力于研发出中国人能够吃得起的真正的创新药，这有在医学上的意义，也有在经济学上的意义。
从医学上的意义来说，我们2009年开始做普克鲁胺的时候，就是以恩杂鲁胺作为一个对标创新药。当时觉得恩杂鲁胺成药可能性很大，但在安全性方面有缺陷，我们觉得能做出更好的药。后续我们基于恩杂鲁胺的化学结构上作了多处改变，改善了分子溶解度和动力学性质，以期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同时发现了它独特的降低靶向雄激素受体基因表达的药理机制，普克鲁胺有望成为抗前列腺癌的最佳临床药物。
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说，恩杂鲁胺虽然对晚期的前列腺癌病人有效，但一年动辄几十万的高昂医药费是大部分中国病人承受不住的。
在中国做药，首先要有社会公益性，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提供同样质量，甚至更好质量的药，又要在经济上让人承受得起。所以从竞争格局来说，我觉得在中国，普克鲁胺无论是在药效还是安全性、而且在经济方面都占有一定优势。
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美国做临床一期试验，现在启动临床二期试验。我们公司不只有普克鲁胺，我们有三个创新药物都是准备在中国和海外同时做的，目前在临床的不同阶段。创新药物不仅是面对中国患者，也是为全球患者服务的，我们希望开拓药业不只是一家解决本土医药需求的公司，也能成为一个在全球有布局的公司。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新药产业链，无论从早期研发、开发、生产和将来销售等方面，都能够冲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LS：和大公司建立合作能够有效打开局面，辉瑞将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ALK-1抗体药物授权给开拓，是看重开拓的哪些特点？
童友之：辉瑞的First in Class（首创新药）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投入也非常大。2015年中国肝癌新发患者数为46.6万，占全世界新发肝癌的一半。辉瑞希望能够在中国本土找到合适企业，针对中国病人的癌症谱曲来做一些布局，这是我们双方能够合作的的基础。
辉瑞与我们合作，一方面是因为看重开拓是个海归团队，有专业能力，也积累了大量新药研发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是实实在在地在做着创新药研发这件事，而不是利用项目去达到融资或圈钱的目的。临床试验的创新是药物创新中的重要一环，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项目，来展示中国临床的发展。我们也有信心和冒险精神，去推动这个药的研发，为中国广大肝癌患者带来临床创新和有效的治疗选择。
LS：创业近十年来，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童友之：每个公司有不同的发展机遇，我们有幸遇到了中国生物医药行业非常剧烈变化的一个时代。从政府层面的不够重视到高度重视，从投资行业的冷淡到VC和社会资金的活跃，大环境的变化会推你走得更快更好。
这十年里我的变化肯定是很大的。在心态上会不断调整自己，作为一个创业者首先要抓住一些发展机遇，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责任很重大，因为全公司都依赖于你的决定，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当时都无法证明是进还是退，是对还是错。一个创业者首先是一个决策者，需要有非常全面的考虑。同时作为一个企业管理人，时间非常重要，你不能拖拖拉拉地做事情、做决策。一旦做出了决定，认准了就肯定往前推进，这个事情即使决策错了，我也要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