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意义重大，拓宽了政策性生育的选择空间，有益于人口的生态优化和均衡发展。但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小于预期，仅仅依靠政策的有效放宽，改变不了生育率低迷的状态。
二孩增加一孩减少，临界点正在逼近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小幅减少63万人，但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多79万人，而且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其中，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达到了883万人。2017年二孩的出生数量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一半，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显然，在“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显现的同时，一孩的出生数量却有较多下降。2017年我国一孩出生人数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2017年的人口出生率只有12.43‰，也低于2016年。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双双下降这一信号显示：中国人口变化正在逼近某个敏感的临界点。也就是说，不出数年，中国将迎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人口负增长。
“全面二孩”政策意义重大，
仅靠政策难以改变低生育率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
一是实现适度的低生育水平。经验表明，生育水平过低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逐年减少、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现象就是一个信号，持续的低生育状况将使今后劳动力短缺问题雪上加霜。
二是保障家庭的健康发展。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诸多风险集于一身，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利于家庭的健康发展，“全面二孩”政策有助于家庭抵御独生子女的风险。
三是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从1980年代初，我国就出现了生育政策与生育文化冲突背景下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十余年之后演化为适婚人口的性别失调问题，人口性别生态失衡，危害严重。同时，少子老龄化趋势挑战加剧，年轻人口对老年人口的支撑力越来越弱，人口代际失衡问题严峻，能否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引发较多关注。
但“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改善低生育率作用较小、效果不尽人意。事实表明，中国早已开启意愿弱化型、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模式。仅仅依靠政策的有效放宽，改变不了生育率低迷的状态，实现不了“适度低生育水平”的目标。根据此前有关方面的预判，“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体现有一定滞后性，应该在2017年之后逐步显现。但2017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的双重下降说明，生育政策的放宽对生育行为的有利影响并不像预期得那么大，生育反弹的政策效应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中国独特和快速的生育率转变揭示了一个社会人口学的道理：生育文化的力量要大于生育政策的力量。
我国的内生性低生育趋势值得警惕
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减少的人口学原因是已婚育龄女性的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减少。“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约500万人。据测算，中国18—44岁年轻人口2017年为5.48亿，2022年将降低到5.18亿，五年间将减少3000万人。生育母体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新生代出生人口的减少。
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学解释是生育意愿和婚育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根本性变迁。事实证明，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不婚不育、晚育独生”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生育文化对年轻一代生育行为的影响非常深刻。过去二十年，中国女性的初育年龄已经从22岁推迟到26岁。2017年的生育主体人群基本上是80后90后了，假定平均的生育年龄是26岁，那母亲也应该是90后了。80后90后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们有自己减压式的生活方式，一般也更倾向于选择做独生子女父母，这就是生育的社会遗传和文化惯性。
从2017年出生率和出生人口双降的数据中，我们应该提炼出需要引起注意的两点信息：
1
首先，我们不仅要关注二孩出生增加的“成绩”，还要关注一孩出生下降的事实。要使生育率从递减到递增，就要设法提高一孩的生育量，这样才可以为二孩的出生量奠定基础。一孩出生的减少，一方面固然与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的减少有关；另一方面与新生代母亲群体个人本位生育决策模式流行有关，她们会更多考虑生育对自己生活造成的压力、负担、成本、羁绊、不自由等一切不利影响，从而更倾向于晚育、少育和不育，更容易接受低生育文化。
2
其次，我们应该将注意力引向二孩出生数量的历时性纵向变化，而不是二孩出生占比的相对变化。想生二孩的都有了第一个孩子，体验过生养孩子的喜忧，二孩生育决策变得更加理性和稳健。这时母亲的年龄一般偏大，再不生二孩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就会出现2016年的集中生育和出生堆积现象，这不过是生育政策放宽的初始激发效应。
当“全面二孩”遇到“老龄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正处于老龄社会初期阶段，但我国的老龄服务压力远远超过已经处于老龄社会中期或者高级阶段的发达国家，从现在到2080年前后，我国将一直是全球老龄服务压力最大的国家。而本该在故土安度晚年的老人们，为了帮助子女照顾晚辈、操持家务而漂泊异乡，媒体将他们称为“老漂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
“对‘老漂族’来说，离开家乡的最大风险是与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交往与熟人熟地等社会支持系统脱离，导致养老风险被无形放大。”“构建起异地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十分紧迫。”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表示，对随迁老人来说，异地养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适应性的风险很大，要妥善协调处理好户口登记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分合机制，该分时分，该合时合，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让“老漂族”将“他乡作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