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贴着粉红窗纸的窗
“她爸，既然是孩子自己选择的，就随她去吧，今后是苦是乐都是她自己的生活，以后也不会对我们有埋怨。”
“你妇道人家懂什么？东乡那地方我还不知道？除了有个火车站，其余的还不如我们这儿的三范胡赵！”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母针对我婚姻大事的一段对话。
父母一生共生育十胎，但成人、成家的却只有五个，这是父母心头之痛，尤其是八九岁就能给全村人写对联的二哥的夭折，成为我们一家不可提及的心伤。
上世纪的农村，人们对劳动力的渴求成为重男轻女最主要的成因。所以，为了弥补失子之痛，年过四十的父母还坚持生下了我。只不过，又为了不让在外地出差的父亲过早失望，母亲瞒天过海，说是生了个儿子，直到父亲回家后，在一次换尿片时才发现，原来又是个不带把的！不过，听母亲说，当时父亲非但没生气，还自顾自地呵呵笑着。
父母对于我们的养育，可谓明智而宽待。小时候，每每看到邻家父母恶狠狠地打骂儿女时，我心中总是暗自庆幸：虽然我们因祖祖辈辈都扎根在鄱阳湖边，无休止的水患总是老早淹没我们的庄稼，饥饿、贫穷成了我们的代名词，但我们众姊妹却时时被温柔的母爱包围，如山的父爱所护佑。
小时候，最向往的生活是每餐都能吃饱饭，夏天有一条花裙子，过年能穿件暖和的棉袄，但这样的奢望几乎直到1991年参加工作后，我才得以实现。
那时候我与三姐睡在父母房间的南铺，几乎每天都是被母亲或与父亲、或与三姐商量去谁家借米的谈话所搅醒，那是小小年级的我，第一次明白何为头疼的感觉。有时候，母亲几乎跑遍全村数十户人家，但最终仍没借到米，偶尔也有发善心的邻居实在不过意，将自家仅剩的、第二天一家的口粮让给了我们。在邻家千叮咛万嘱咐声中，父亲绞尽脑汁地划算着去哪里弄一担谷子来解困。但一担谷子碾出的米，不到两三天又还的还了，借出去的借出去了，我们一家很快又卷进借米开锅的境地。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过的日子！但那就是七八十年代，地处鄱阳湖之滨的我家乡的现状，那个年代，比我家更艰难的，比比皆是。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仿佛才刚被春风所眷顾，勤劳勇敢的农民们有了可以自由栽种的田地，一个个喜出望外，走到哪里都是欢天喜地的交谈：
这块地你打算种什么？种棉花？好啊，这块地土质沙泡，种什么都能丰收，不过种棉花是
最实惠的，棉花产量高、价钱好，划算！
你那块田好啊！老远就看到大块的沃土，亩产过千斤不成问题！
唉，现在谁说得准，得我们湖神开恩才有的收成啊！
话说到这份上，刚提上劲的农人们不语了，各自狠劲地甩着锄头，仿佛湖神瞬间变成了可恶的湖妖，要将它深埋地下，永世不得翻身！
大哥谈恋爱时，家里真的穷得快没裤子穿了，可是嫂子说她不怕穷，没钱她也嫁！
那个年代，这么开明执着的女孩子哪里找啊？砸锅卖铁也要娶进门！
于是，精明的媒婆得知这个信息后，为我家权衡再三，主意便打到年仅十七岁的大姐头上。
“别人家姊妹换亲的多的是，我们嫁女娶媳也不算丢面子吧？！”母亲试探着跟父亲商量。
父亲沉默了，始终没一个表示，母亲就当父亲默认了。
大姐出嫁的当天晚上，父亲疯了似的拿母亲出气！事后，夫妻二人抱头痛哭，都恨自己无能！
到了二姐谈婚论嫁，已是“八十年代新一辈”了，那时候，农村青年谈恋爱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然而，在订婚的当天，姐夫的父母极力留二姐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家后，二姐被父亲追得满村跑。当时我很不明白，都已是人家的人了，住一晚怎么啦？但父亲说：“我家祖宗八代都没出过你这样败坏门风的女儿！”
二姐风光出嫁时，母亲哭成个泪人儿，但二姐还没出村口眼泪就干了。我想，姐夫家丰衣足食，姐嫁过去，那是糠箩跳到了米箩，没理由哭个没完。何况人家自由恋爱，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嫂子连生了三个女儿后，让我家对男丁的渴求到了极致，家里可以用于抵押计划生育罚款的东西基本都搬出去了。当得知第四胎生下是个男孩，父亲一时被高兴冲昏了头脑，当即让读初二的三姐辍学回家带侄子。
三姐精明能干，不但轻活重活一手抓，而且掌管着家中的大小支出，划算得一家人心服口服。待三姐出落得如花似玉时，便自然成了周遭青年们心目中的偶像。
父亲虽然很少打骂我们，但对于我们四个女孩子的管束却是极其严厉的。听说有一次二姐、三姐被一伙男孩子带到湖里抓鱼，父亲回家看见母亲刚煎好的一盘鱼，二话不说就“哗啦”一声将鱼倒进了猪食桶。母亲气得全身筛米样颤抖却也不敢吭声。鄱阳湖的鱼是易得，可那煎鱼的油可是舍了血本的呀！但母亲明白，父亲管教儿女的事，天皇老子都是不能干涉的。
三姐夫家那时候号称全镇首富，关键是姐夫高中毕业，家里不但田地种得好，做的几宗生意都很兴旺，是个有志青年。因而，三姐的婚姻是父亲嫁女儿嫁得最舒心的！
我读初中以后，我家与所有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的千万家庭一样，貌似走上了康庄大道,但我却是到了抚州读中专才彻底解决了饥饿问题的。
一到学校就领到一月34斤粮票，我真是幸福死了！那一刻，心中万分感恩自己没有轻易放弃学业，更感恩父亲不顾众人反对，坚持艰难地送我这个“要嫁出去的女儿”读书。
尽管父亲极力阻挠，可我终究还是如愿而至，于1993年那个火热的夏季随男友（即现在的老公）入驻东乡。
对父亲所谓的“三范胡赵”，我曾似懂非懂地偷偷问过母亲，母亲回道：“在我们村北面，那群山凹处不是有上、中、下三个范家；一个胡家；一个赵家吗？那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湖。那五个村庄加起来，林林总总就几十户人家，一年半载见不到几个外人入村······”我暗自嘀咕着：自然是要人去改造的，只要有爱相随，就算是穷山恶水，又有何惧？
1993年那个夏天，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穿过长长的场渣铺就的马路，才踏上了那时候还叫“东乡县”（现在为抚州市东乡区）的街上唯一的水泥马路。到达我们的出租屋，我和男友放下行李后，竟忍不住相视而笑。因为我们从身上到脸上，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衣服和皮肤黏附着和着热汗的乌黑的尘土，仿佛我们不是经过了一路旅途，而是下了一次矿井！
我是从家乡的乡镇医院，调至东乡县人民医院工作的。或许缘于工业的兴起，我来东乡之初，这里的天空几乎没现过蓝色，县城的一切仿佛都浮生在尘埃里。县医院往东几千米依次就是配件厂、酱菜厂、糖厂、磷肥厂、橡胶厂等。除了晚上睡觉，我们生活最亲密的伙伴便是无边的异味和灰尘。那时候，县城最大、最繁华地段的街面上，也有着永远扫不完、冲不净的灰尘。尤其在雨后，人们喜欢在被雨洗净的街上走走，吸一吸难得的没有杂质的空气。就在这时，往往就会有人一不小心踩上一块松动的地砖，脚下冷不丁就会溅起一条或数条乌黑的污水柱，将你的衣服连同好心情一起弄得不可收拾。
生活久了，才逐渐知道，原来“脏、乱、差”是外人对东乡的一致评价。那时候流行一句顺口溜：东乡，东乡，又臭又脏，白天无水，晚上无光。
记得我在儿科工作时的一个深夜，一位七个月大的早产儿刚被放进温箱，还没来得及做任何治疗，突然停电了。正当班的我急得跳脚，这边要立即为患儿建立静脉通道，那边又要为患儿升体温、输氧、吸痰，可是没有电是万万不能的呀！那时候只有一部单位内部电话，全病房的病人家属、值班医护人员包括医院清洁工，我们分工合作。为了给患儿保温，我们用光了病房工作人员包括所有病人热水瓶中的备水。一盏盏手电筒在病房来回穿梭，有如暗夜里行军的火把，点亮了医护人员和病儿家属的希望之光。后来，医院那台柴油发电机终于启动了，患儿得救了，全病房的人们脸上却挂满了感动的水珠······
刚来东乡时，因为不敢奢望，所以羞于谈论房价，只是私下与关系密切的朋友作了个了解，大致在一至三万元一套。而我们的月工资刚提升到一百以上，我与老公说，我们不吃不喝也得存十年以上的钱才买得起房呢。有一次，我们经过郊区民居房前，抬头看到一扇小窗户闪着粉红的窗户纸，我感慨的叹道：“唉，有朝一日，哪怕就这扇窗户属于我们，我也心满意足了！”
不过，十年以后，我们不但拥有了自己的窗户，还增添了在窗户里活蹦乱跳的孩子！有一次，我领着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再次经过那扇窗户时，便指着那窗户问：“儿子，如果这是我们的家，你喜欢吗？”儿子奶声奶气的说：“我才不住这‘破烂西天’的房子呢！”
他竟不知，那扇窗户，曾承载过他母亲多少期望与梦想啊！
父亲在我来东乡两年后才过来看我。记得那又是一个火热的夏季，下午午休以后，我和老公领着父母、大姐和三姐漫步在东乡的街道上，父亲环视着街面及一幢幢新旧交替的楼房说：“东乡这些年确实变了很多呢！十几年前那里、那里，还有这儿，哪有这么高的楼？我记得那时候除了一条直街通往火车站，周边都是荒山和稻田。而且，那时候这里根本没见水泥路面······”
看着父亲指手画脚地自说自话，我忍不住笑道：“老爸，所以我说不要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吧！你看，这边，那边，还有这横竖数条街道两边，所有墙上写了‘拆’字的房子都要拆了重做呢！”我指着十字街四周待拆建的房子津津乐道。
母亲惊呼：“呵呵，拆建这么多房子得花多少钱呀！这哪建得起？！”
老公自豪的回道：“这大多是私人的房子，扩建街道所占的地段，政府会给补贴的，人家门面变宽了，还有政府出钱建新房，他们可赢大了哦！”
大姐说道：“当时听爸爸说得那样，我还担心小妹在这里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呢，没想到人家这里发展得比我们那里还要好！”
三姐接过话头说：“时代真的变得太快了，他（三姐夫）姐姐在杭州的公司发展得很好，我们估计也要去杭州了。”
这时，父亲眼中闪过一线泪光。他感慨地说：“年轻真好，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想怎么闯都怎么闯去吧！”
其实，前些年，父亲为了改善生活，可动用过不少脑筋。他卖豆腐、养鸡、养兔、种中药、养牛蛙等等，但都是听收音机里“纸上谈兵”的技术指导，没有一件事办得顺利。而今，我们大了，他只得甘愿退居二线，为我们带孩子、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
如今二十多年已过去，父母已年过八旬，走动的时间相隔一次比一次长了。去年我开车带着父母和姨妈在城区转了转，父母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他们曾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的东乡。甚至，姨妈仰望着高楼林立、繁华喧闹的街市和满眼的霓虹灯赞叹道：“啧啧，你若不说，我还以为是到了杭州呢！这么繁华大气，谁会相信这是一座县城呢？”
是的，回首往事，我不禁感慨万千，好在二十年前的那腔热血终究没有白付。随着国家大环境的逐日好转，东乡作为赣东门户，早早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近三十年的巨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得到了印证。九十年代初，为了买一辆自行车我们省吃俭用得划算好几个月；十年后，我们却都在策划自建小别墅，二十年后的今天，私家小轿车比九十年代的自行车还要多。如今，东西南北门周遭的荒山荒地，都成为了城市的延生带。所有的厂房都住进了远离县城的工业园区，蓝蓝的天、洁白的云，又做回了东乡上空的常客！火车站、高铁站、高速出入口和多处城市新区，已成为了我们最值得炫耀的风景！
而家乡鄱阳湖的变化更是令人咋舌。随着三峡工程的完全竣工，鄱阳湖的湖神终于做回了真身，日夜护卫着我们国家的“一湖好水”，再也不肆虐泛滥了。我的家乡也成了国家二级景区，特别到了夏天，我们村的菱角湖成了游客最为青睐的游泳圣地。
两个月前，我特意到超市买了几大包各式零食带回家，因为，我家现在都成了村里第二所老年协会了，每天至少有十余位老人在我家聚集。父母一边笑嗔我不该一下买那么多零食，却一边笑呵呵的招呼老人们都来吃，尽情地吃，不然会过期的！
猛然间想起小学同学的一句话：“等我们老了，仍回家乡一起抱团养老！”
看着眼前的老人们，对抱团养老突然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期待。多年以后的我们，会是这一堆笑逐颜开的老人的样子吗？
注：此文作者为本院职工，文章入选《八十个江西人的四十年》。
作者：王民主，江西省作协会员，抚州市东乡区作协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