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许多患者苦苦等待救命药的时候，湖北省医药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远大医药大胆实施了跨国并购，将“钇90”良药揣入怀中。
“我要活到药品上市的那一天”
在被确诊为肝癌的瞬间，肖先生的世界就像翻了一个跟斗，茫然、无助，迷失了方向。
按照常规治疗方法，急切地进行两次介入栓塞后，肖先生的病情并无好转迹象。去年底，复查发现，肝脏内肿瘤有变大趋势。
“恐怕熬不过6个月。”面对医生的坦诚，肖先生的妻子不甘心，从海量的医学前沿杂志、国际网站中查寻救治方法。
23个日夜的煎熬，一种名为“钇90”的肝癌治疗药进入视野。这是一种只会放出β射线的放射性同位素，跟放射治疗中“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伽马射线不同，β射线对组织的辐射距离最远不到10毫米、平均则为2.5毫米。也就是说，钇90通过微球植入人体后，对于周边2.5毫米以内的肿瘤细胞有很强的杀伤力，而超过此范围影响力就递减，故对肿瘤邻近的正常细胞伤害性相对较少。它的放射能量在植入人体1周后会自然衰减掉84%，两周后剩余不足3%，对周围环境与人员的辐射伤害可降到最低。
钇90微球已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应用，其中包括世界公认最为严苛的美国食药监局上市前批准。然而，遍寻各大医院，肖先生却得到一个致命答案：暂未引进。
为了抓住生机，肖先生和妻子决定前往香港。在那里，这项技术已无壁垒。
今年2月，在健康顾问公司的帮助下，肖先生入住香港一家医院。次日，他接受了钇90治疗前最为关键的模拟测试。
测试非常成功！长久的悲观顿时消散。钇90的正式治疗异常顺利：第一天，植入；第二天，扫描；第三天，结果显示，微球体均匀地分布在肝肿瘤血管里。肖先生当即出院。
两个月后，复查显示，肿瘤已大大缩小。
这并非个案。晚期肝癌患者刘先生也有大抵相同的悲喜轨迹。在香港接受钇90放射疗法后，其最大肿瘤体积缩小2/3，两个稍小的结节已消失。
赴港治疗的成本无疑是昂贵的，至少30万元医疗费，还有食宿、交通、陪护等隐形费用。“在与死神的赛跑中，我们好歹赢过了这场无声比赛。”深切感受到死生转换的肖先生，暗自庆幸。他坦承，对于绝大多数肝癌患者而言，赴港治疗是个“奢侈品”，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后盾、没有扎实的人脉关系，诊疗只能望洋兴叹。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内脏，没有神经，不会疼痛，很多肝癌患者发现时已是末期。每年，我国因乙肝导致肝硬化、肝癌而死亡的患者约26万人。
在武汉，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肝癌患者，他们最渴盼的是能找到配型成功的供体，以尽快接受肝脏移植。这家承载着全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移植”总量1/10的机构，也回避不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仅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够等到救命的肝脏，绝大多数患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的悄然降临。“这是一个不忍触碰的现实。”中南医院肿瘤放化疗科主任医师、教授周福祥表示，曾对钇90有所耳闻，如果这种全新的治疗方法能够引进，或许能让那些不能手术的患者多一种选择。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允怡与北京协和医院毛一雷教授，一直致力于把钇90微球引入中国，造福更多肝癌患者。然而，全球仅有的两家钇90生产企业，并不着急进入中国市场。
“药之落差”期待补缀
钇90微球的峰回路转，抛出另一个残酷的现实。
武汉同济医院一位治疗癌症的专家坦言，我国人口众多，病例很多，所以在一些细分的医学领域，医疗技术并不比国际先进水平差，甚至有些技术能够独步全球，但必须承认，在癌症治疗领域，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是药。
在他看来，一方面，我国对单抗新药的研发比较落后；另一方面，进口抗癌药的审批流程较长。因此，市面上的主流药物基本是在国际抗癌药专利过期后仿制的，治疗效果也稍逊一筹。
据相关机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在2010年至2014年全球癌症新药可及性的排名远远不及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同期49种新药仅有6个在中国上市。
随着国人对抗癌药需求的增多，去印度求药、海外代购屡见不鲜。
两年前，武汉女孩小欣为了给患乳腺癌的母亲求得一种名为“帕妥珠”的靶向药，多次前往香港，或请人从印度代购。然而，费尽周折买回来的药，只能在家偷偷注射。
事实上，自主购买的抗癌药若无医生指导使用，始终有风险，且疗效大打折扣。“真希望我们最终能在国内医院，用上救命药。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撑着，活到药品上市的那一天。”在中南医院肝胆研究院病区，患者们的眼神里闪烁着希冀和企盼。
鄂企将肝癌良药揽入怀
就在许多患者苦苦等待救命药的时候，湖北省医药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远大医药大胆实施了跨国并购，将良药揣入怀中。
2018年6月，鼎晖投资、远大医药与澳大利亚思泰公司宣布签署协议，以19亿澳元的价格将其收购，目的是将肝癌药物“钇90”引入中国。“思泰”是一家全球性生命科学公司，其主导产品钇90是一种治疗肝癌的新型“武器”。
在此之前，还存惊险一幕。美国的“瓦里安”医疗公司本已与“思泰”达成收购协议，但为了让这款药更快进入中国，鼎晖投资与远大医药果断决策，在“思泰”股东投票批准“瓦里安”医疗交易的前4天，以相较于“瓦里安”20%的溢价成为最终赢家。
19亿澳元，近百亿人民币。
“砸锅卖铁，孤注一掷！”远大医药思泰中国子公司负责人唐纬坤坦言，这次收购“透支”了远大未来20年的利润。
在远大医药、鼎晖投资的高层看来，将钇90引入中国具有重大潜力。“全球半数的肝癌患者在中国，而我国主流的治疗方法效用有限。”12月12日，唐纬坤毫不讳言此番跨国收购的初衷，“如果是被国外公司收购，他们未必会这样重视中国的市场。”
根据新的协议安排，契约的执行步伐急促：8月15日，远大医药、鼎晖投资通过澳方、中方的投资前置审查；9月10日，“思泰”股东大会已批准本次交易；9月20日，双方完成交割，“思泰”100%的股权被远大医药、鼎晖投资收购。
至此，我国医药史上迄今交易额最大的海外并购案顺利完成。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业内人士都惊呼“前所未有”。
在收购的背后，隐藏着患者看病中无法言说的尴尬。
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赴美就医的患者中，70%为肿瘤患者。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治疗方案被改变。
症结仍在药上。中国医生基于国内上市的药品而给患者制定的治疗方向并没有错误，只是药物不够先进。在新药研发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医生难为无米之炊。
如何让国外已上市的有效药尽快植入中国？直接选择并购模式，在避免研发风险的同时扩大自身产品线，不失为“远大”等药品研发、生产企业思忖的捷径。
分析人士坦承，此次并购的发生有深层次背景。单纯的创新药物研发周期大概在10年左右，其间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还要经过漫长的临床试验和审批，这无疑都严峻考验着企业的心智。对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研发驱动型企业和市场驱动型企业来说，一旦没有后续的新产品跟上，就会面临很大压力。
去年6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将中国医药市场与国际医药市场接轨。同时，国家药品谈判、一致性评价等政策也相继铺开，跨国并购已成为国内制药企业走向国际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国内大健康产业市场发展不断成熟，国内医药巨头通过加速投资并购完善自身生态布局，优质品种成为它们的首选。”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说。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势必提高中国在医药研发领域的话语权。从另一角度思考，“远大”作为药物研发企业投资案例，这种高位嫁接也将刺激中国药品前期研发市场的壮大。
一份期待：让更多良药落地
在远大医药的一份“钇90树脂微球申报路径”的导图中，许多流程仍是空白待填。
唐纬坤坦言，“钇90”身上集中了“进口药品”“放射性药品”“新药”“药械组合”等诸多敏感元素，敲开国门并非易事。且说“放射性药品”这一项，我国对放射性药品实行特殊管理政策，对运输、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药品的资质要求很高，需要卫生、药监、环保、国防科工等多部门审批，绝非朝夕可及。
更为棘手的是，这是一个全新产品，远大医药并没有找到可供借鉴的申报指南。
放眼全球，这种先进的治疗方案早于2002年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前批准，随后又通过欧盟CE认证、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颁发的符合性评估认证，列入2018新版欧洲肝细胞癌治疗指南，先后进入美国医保计划以及以色列、荷兰、法国等国家医保。在远大医药看来，这或将成为进入国内市场的潜在路径。
当前，远大医药已启动与国家药监局的申报前沟通协调会。据乐观估计，考虑到国内缺乏有效治疗晚期肝癌的手段，以及其在国际市场的成熟应用，“钇90”在中国的新药申请有望进入绿色通道。
“虽然，在中国报批生产、销售，尚存诸多‘结’待解，但患者急需的现实，一定是敦促这项新事物尽快落地的核心动力。”唐纬坤说。
钇90，从揽入怀中到敲开国门，无疑需要时日。
等待中，远大思泰子公司负责人唐纬坤的心情忐忑而急迫。对于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救命药，他深感如履薄冰。没有经验可借，又要与时间赛跑，谈何容易！
其实，早在双方完成交割之前，远大就迫不及待地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一份沟通交流申请。
这份交流申请似一个缓冲带，创新药物、生物药、复杂仿制药等在研发过程和注册申请中，一旦遇到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可与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项目管理人员沟通，以作为研发和评价的重要依据。
本作好打持久战准备，唐纬坤却等来振奋消息。
10月30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为了加快临床急需的境外上市新药审评审批，对近10年在美国、欧盟或日本上市的新药，包括治疗罕见病、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药品，开展品种遴选。对入选的境外新药，受理后6个月内完成技术审评。
同时，唐纬坤接到国家药监局电话，建议远大按新政调整沟通交流策略。
据唐纬坤介绍，当前，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收集海外，同时，未雨绸缪，展开对大陆临床医生的培训工作，首批培训10名至20名介入放射医生。
“培训过程环环相扣，在8个月时间里完成熟练操作和3次海外现场培训。”唐纬坤坦言，如此曲突徙薪，就是不想让钇90落地中国有任何闪失。
当希望大门开启，远大不再避讳更大的抱负。“进口药毕竟昂贵，实现中国的本土化生产已在计划之列。”远大医药董事长谢国范表示，除了让患者有药可用，还希望能让钇90成为更多患者用得起的药。
这曾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存在。根据我国药监部门提供的数据，2001年至2016年发达国家批准上市的433 种新药，在中国上市的只有100多种。一些典型新药，上市时间甚至比欧美晚5年至7年。
如此尴尬与药审史上的“大塞车”不无关系。
2017年前，中国药监部门并不认可新药在境外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更绕不开的是，临床试验机构少、审批机构专业人员少、审批流程不合理等原因也直接导致了“审批拥堵”。据《201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当年，约120名药审中心工作人员，完成了9601件审评任务，但仍然有1.7万件积压。更无奈的是，中国药品审评程序中并未开通优先审评的绿色通道。不论临床需求是否迫切，新药上市前都要按照先来后到，排队等待。
这种并不健康的新药上市“生态链”，致使临床急需的药品迟迟不能落地。
早在2006年，第一支预防宫颈癌的2价HPV疫苗就被美国FDA批准上市。其后，全球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准许该疫苗接种注射。然而，由于该疫苗在中国未能及时获批，不少中国女性只能选择出境在私立诊所接种。直至2016年7月，首支HPV疫苗才获准在中国上市，审批过程经历10年。在这背后，是中国宫颈癌每年新发病例超过10万、死亡人数约3万的残酷数字。许多专家曾痛心疾首地说，如不尽早建立免疫屏障，而是在实验室里、在临床机构做小样本试验，那么更大范围的人已进入到危险期。
反思的声音愈发振聋发聩：药物研发、药物生产、药品监管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该怎样提高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药品审批上市制度设计上的这种“晚一步，慢半拍”饱受诟病，破旧立新势在必行。
破旧立新：药审新政提速
同样是宫颈癌疫苗，“9价”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2018年4月底，国家药监局有条件批准用于预防宫颈癌的9价HPV疫苗上市，其审批速度之快，在中国药品审批史上没有前例，从提出申请到获批上市，只有8天。
这样的“火箭速度”与多项药审新政息息相关。
2015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这份被业内称为“44号文”的文件，拉开了中国药审制度改革的大幕。次年，药审改革配套措施之一的“优先审评”制度正式落地，临床急需药品被优先审评审批。进入2017年，药审制度改革再出重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提出将临床试验机构改为备案管理，“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政策出台。
指挥棒下，现实巨变。
过去，通过认定的临床试验机构仅600余家，能够开展Ⅰ期临床试验的仅有100余家，如今，从资格认定改成备案管理，意味着更多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都可能成为临床试验机构。药品审评中心工作人员从5年前的100余人增加到600多人。此外，还设立了快速通道、优先审评、加速审批、突破性疗法等4条特别审批通道。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约有20家外企创新药物在中国获批上市，其中约35%为肿瘤治疗药。一批跨国企业的新药名列其中，囊括丙肝、糖尿病、帕金森病、艾滋病、高血压、抑郁症等治疗领域。
2018年8月15日，罗氏安圣莎（阿来替尼）进口注册申请获批，被称为“上市时滞最短的一款新药”，几乎实现了海外新药在中国与欧盟同步上市。
“未来可期！”业内人士描绘了更深一层的愿景：药审提速，不仅惠及中国患者，也将驱使本土药企转换研发模式，激活、释放行业新动能。
（来源：湖北日报 编辑：胡哲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