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上海有一批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参加建设祖国东北，来到了沈阳。10月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又随厂紧急北迁，再次踏上征途，来到黑龙江省白城县，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白城子的人口不到4万人，全城只有几条石子铺的街道，其余全是土路，平时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逛遍全城也用不了一个钟点。这批青年绝大多数未婚，有的甚至从未离开过家，从繁华舒适的上海来到这荒僻的地方，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困难当然是不少的。
刚到白城，宿舍未修好，组织上对他们照顾无微不至，先找城里最好的旅馆洮南旅社，让他们住下。10月下旬的北方已经相当寒冷，旅馆每晚都早早地把炕烧得热热的接待他们。上海青年对北方气候一时未能习惯，一个个弄得口干舌燥喉痛，甚至还淌鼻血，指头干裂。晚间躺在炕上听着从草棚顶上潮虫掉到炕席上的啪嗒声，久久不能成眠，不免勾起思乡念头。
由于正在建厂赶工程进度，又处在战争期间，所以工作相当紧张，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天，下班后有政治学习、政治运动，工作和会议常常延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但是这批青年的乐观情绪总是非常旺盛不懈的。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是老何同志，当时他也不过30来岁，拄着拐棍，总是迈着急促的步伐永远不知疲倦地来往于研究室工地与厂部之间，总是用乐观情绪感染大家鼓励大家去克服困难。他们中间小的有不到20岁的小李（李承祯），他既淘气又调皮，有消瘦的实干家章昌炽、陈万泉夫妇，喜爱文艺的林锦华、龚昭文夫妇，文静的汤斐烈，喜爱打球的何友植，这些人都是来自外国人称之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不少人对身受民族屈辱记忆犹新。上海解放后各种经历又使他们深切地认识到党的伟大，是党重新恢复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所以当听到龙厂长、孙厂长的动员时，他们就怀着一个心愿，为建设祖国，为创立新中国制药工业基地，甘愿来到东北贡献自己的一生。
生活中总是有许多乐趣事。碰到难得的假日他们来到城里唯一的被称为“大光明”的电影院，耐心地等待着一次又一次断片后的接片，陈旧的电影机转速不正常，银幕上小姑娘的尖嗓门竟变成了男低音。他们回宿舍后还一本正经地学着电影的腔调说话，引起没完的笑声。
白城子的嫩江春饭店被他们称为“国际饭店”，是县城第一流饭馆，即使时隔三分之一世纪，他们还没忘记这里的名菜番茄里脊。每逢到那儿打牙祭，总是大沈（沈秀武）显身手的机会，他可以毫不费劲地把整个花卷塞进嘴里，还不影响大口大口吃菜。
北疆的夏季，白昼特别长，晚间8点半还有太阳。他们吃完饭回去途中总是顺便带几个又大又甜的西瓜。调皮的人有意把西瓜当篮球扔给小郑（郑理堂）“接球”，急得从不玩球的小郑手慌脚乱，接又没接好，瓜从手里滑掉，落地开花。望着裂碎在地的西瓜，小郑不知所措，又引起大伙一阵大笑。
年青人对一切都好奇，都感到新鲜。冬天起床就研究奶瓶小嘴里冒上来的牛奶冰柱，雪地行走，故意用脚使劲踩踏干燥的积雪，聆听足下沙沙响声，这些都是在南方一辈子也别想遇上的事。从内蒙古刮来风沙顷刻间变得天昏地暗，大白天开灯还嫌黑。摸着从窗缝刮进的沙上，听着呼呼的风声和东西撞击的巨大响声，第一次碰到时不禁心里扑通扑通乱跳，生怕会连同房子一起被卷上天。就是在这紧张而热烈的生活中，他们在不到一年里修建好厂房、宿舍、办公室、生产车间、辅助车间，还有“万大楼”的研究室。在全厂庆功会上，怀着愉快的心情检阅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中间有好多人获得功臣的荣誉称号。
这批青年人之后大多成了行家里手、专业人才，有的当了各级领导，有许多人调到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重庆等全国各地，有的虽然到了退休年龄还在超龄服役，继续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无论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当他们和第二代、第三代的儿孙辈谈起白城子的这一段经历时，总会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回忆这一切的。在这个地方他们经受过考验和锻炼，在这个地方他们迈出成长成熟的第一步。对他们来说这时期虽然是最艰难最困苦，但又带给他们的是永不会忘记的美好的回忆，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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