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浙江医改“亮点”频出，“奇招”闪眼，其在媒体的曝光率大有直追福建医改试点的势头。就拿最近这段时间来说吧，先是10月8日出台了“118种疾病按病种付费”的试点通知，将卫计委的“一刀切”政策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接着，10月17日，其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工作的通知》，将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基药使用份额从30%提高到50%；同一天，《浙江省药品采购新平台推进工作方案》正式发布，将全省政府办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含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纳入到新平台的实施范围。
行业观察人士指出：浙江将在全省实行药品采购“一票制”。
也有业内人士质疑：从“两票制”到“一票制”，浙江此举到底是医改的合理深化，还是哗众取宠、过度解读国家推行“两票制”的政策初衷和医改目标呢？
达达君认为，浙江的“一票制”是医改行政化的标新立异，是对医药产业链的粗暴割裂。
最近几年，因在医改方面标新立异而成为“政治明星“的地方官员参差互见。最典型的当数当年独创医改“宿迁模式”的仇和，其后来官至副省级。其后，主推陕西神木“免费医疗”模式的郭宝成，以及最近走马上任福建省医改办主任的詹积富，都无一例外地因医改而成为了新闻人物。
仇和的最大“亮点”是将医疗产业彻底市场化。想当初，中央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育、医疗、住房这些日后成为了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三座大山”都被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不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吗？医改？让医院变成民营不就行了？这大概就是仇和当时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和对形势的判断。因此，卖掉医院，去公益，重经济效益，便自然成为医改“宿迁模式”的本质。结果呢？实践证明，过度解读中央的市场经济政策，舍弃医院的本质属性，以市场化的名义片面地追求医院的经济效益，过犹不及，注定是要失败的。
郭宝成在神木主推的“免费医疗”模式，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医改尝试。想想就知道，这个世界上走极端的事儿有过真正成功的案例吗？矫枉必须过正，本身没错。但“过正”也必须有个度，而且只能在一定时间段里按规矩“过正”，长期的“过正”一定会走向极端。你神木即使再有钱，你的制度设计得再好，但违背了医疗市场的本质规律，比计划经济时代还“计划”，失败当然也是必然的。
有人说福建医改的“三明模式”成就了詹积富，这当然有失偏颇，詹积富对“三明模式”的推动作用不可抹煞。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民间和官方对“三明模式”的评价几乎处于对立位置，业界专家学者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批判之声一直不断。达达君认为，撇开药企对招标采购、“两票制”等的怨言和医院对按病种付费、药占比等政策的不满，单就政府对医疗市场以医改的名义进行全面、强制的控制，以彻头彻尾的行政手段和方式主导医改进程，这也是一种走向极端的做法。因为“公办”并不等于“公管”，“政府主导”也并非“政府全管”。而作为对“三明模式”的肯定和延伸，福建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把商业保险、企业采购、医疗救助、医院用药等非政府职能全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划归其管理，甚至直接操作，政、企、事（事业）、公（公益）“一锅煮”，这样的集权式管理方式，不是极端又是什么呢？凡极端的事儿，有否逃出“失败”魔咒的途径呢？
“三明模式”可以按下不提，因为另一个比“三明”更“三明”的医改政策已经横空出世，这就是文前说到的浙江的“一票制”。
达达君注意到，9月27日才要求“从10月25日起，所有省级医疗机构切换药品采购新平台”的浙江医改新政（即业界认为的“一票制”方案），只经过了短短的20天时间（期间还有7天的国庆假期）的“试点”，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在全省全面铺开了。中央不是认可福建的“两票制”吗？好，我浙江马上响应：为了表达对中央英明决策的拥护，我们来个更“刺激”的——“一票制”，完全砍掉商业环节，比“两票制”更深入、更有效率。矫枉必须过正嘛，够胆量、够力度、够创新了吧？什么“社会分工”，什么“分工越细、越专业，成本就越低，工作效率就越高”，这些听得多了！医改第一，创新第一，减少药品流通环节第一！一刀砍掉所有流通环节，“永绝后患”，还有比这更“高明”的政策吗？
自然，又一个新闻焦点就此出现。达达君预言：不出意外的话，要不了多久，又一个光彩夺目的“政治明星”将闪耀在中国政坛。只是，从三票、四票到两票、到现在的一票，从改革流通环节到完全取消流通环节，不知这算不算走极端。如果算的话，如何避免“极端事儿注定失败”的魔咒，就成了浙江医改主导者下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但愿达达君的预言成真，提醒成为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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