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
76%的参调医生选择“所在医院已经执行药占比”，仅17%选择“没有执行”。而在已经执行的医院中，三级医院的执行比例更是达到91%，且执行时间先于其他医院，6成医院在2015年之前就已经执行。
这与政策的引导不无关系，《医院管理评价指南（2008版）》中，药占比被作为公立三级综合医院考核评级项目之一， 成为医院看中的一项指标。
《意见》中提出的是药占比降到30%左右，但是调研发现，诸多医院对药占比目标的设定更为严格，已经有38%的医院药占比目标低于30%，接近4成。其余医院中只有10%药占比还高于40%，大多数医院都在30%~40%之间徘徊。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一比例会逐渐降低。
降低药占比对于不同科室开处方药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全科、普内、普外和急诊科受影响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74%、73%、67%和67%。
上述科室，还包括儿科，都是以“药物治疗”为主的科室，虽然院方在指标设定时，并没有一味地追求药占比目标，但医生的工作还是受到了较大影响。
一位三甲医院儿科副主任告诉小编，开药主要看疗效，儿童常用药比较固定，基本不会有太大变化，如果要换药需要足够的观察时间，所以医生们对此的支持率并不高。相反，妇产科、精神心理科、麻醉科等“非药物治疗为主”的科室，受药占比影响并不大，因此这些科室降低药占比的力度也较大。
很多医院对药占比目标的管控方式是“细化到科室，关系到个人”，对医生处方进行监控，如未达标，往往伴有奖惩。因此药占比目标设定之后，除了对医生的处方影响外，还会影响到其绩效。65%的医生表示绩效“比较或非常受影响”，仅3成医生表示“基本或完全没有影响”。
面对药占比指标的压力，医生们各有应对方法，选择“减少非治疗药物支出”的有31%，“适当增加检查”的有23%，“使用便宜药替代”的有24%，还有15%的医生“建议患者院外购药”。
各科室做法略有差异：儿科医生更多选择“适当增加检查”，妇产科、心内科、呼吸内科、普外科医生更多选择“减少非治疗药物支出”，内科、消化内科则更多选择“用便宜药替代”。
有15%的医生推荐患者到院外购药，那么医院是否会和外部药房形成合作关系呢？
有20%的医生表示所在医院已经有合作的药房，其中三甲医院超3成，具体到不同级别医院的医生，32%公立三甲医院医生选择“有”，这一比例随着医院级别降低而递减。
患者院外拿药是处方药外流的积极表现。2016年7月25日，发改委印发《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的通知。
这些医院在外开的药房都紧邻医院，其真正的归属权也属于医院。这类药房要么是由医院自己成立的公司投资开设，要么是前身是医院的自建药房，现在被医院托管或转包出去。处方由医生开具后直接经过电子系统到达指定院外药房，外流的处方药实际上又流回了医院。
附：全国各省份合作药房比例一览
注：西藏、青海、台湾、澳门、香港地区由于样本量不足，故为白色
来源：健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