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海正辉瑞或正处于分手前期，在去年以来业绩大幅下降的压力下，辉瑞方面正考虑撤资，清算离场。
“业内很多人都已听说这一事宜，分手形式将是辉瑞方面撤资，海正辉瑞今后或将吸收成为海正药业（600267）的一个事业部门或是子公司。目前，辉瑞已向不少咨询公司咨询相关事宜，开始清算离场价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
这一消息尚未得到海正辉瑞的正式宣布，员工尚不知情，记者就此询问海正药业证券事务部，对方回应对于此事尚不清楚，目前海正方面也尚无变动计划；而海正辉瑞对此回应尚不知情，运营一切正常；辉瑞方面表示不予置评。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默沙东就已宣布退出此前与先声药业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先声默沙东，而德国拜耳集团对滇红药业的整体收购财务表现亦不尽如人意。
如此，中外药企合资之后步履蹒跚似乎成了普遍的走向。
上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双边的业务和期望值现在都未达标，因此导致海正辉瑞双边母公司在中国区的盈利利润都受到了影响。”
据他透露，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国制药企业，此前辉瑞在中国区的布局主要聚焦在大医院、大产品上，辉瑞方面希望通过海正辉瑞来承载起辉瑞在中国广阔市场的布局，“一些利润较低的药物通过合规途径销售成本会很高，因此希望借由本土药企‘灰色渠道’的销售方式来打开低价药市场。”该业内人士透露。
事实上，早在成立之时，辉瑞中国区总裁吴晓滨就曾表示，合资公司与辉瑞母公司产品线不会产生重叠和同业竞争，主要针对占据中国70%市场份额的仿制药。但这一规划与海正药业对合资公司的期待实际有所出入，众所周知，海正辉瑞一直被海正药业定位为公司从原料药企业到制剂企业转型的重要平台，海正药业将大部分的制剂业务也都陆续转移到了合资公司。可以说，海正药业并不满足于辉瑞对合资公司定义的国内市场仿制药销售的角色。
“当时海正有多余的钱和产能，也需要新的产品注入，它们希望通过合资拿到辉瑞的制药工艺，并且希望通过合作，借辉瑞的力量打开海外市场，但这些预期现在都没能达成。”以上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2015年9月10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海正药业下属台州工厂发出原料药进口警示函，其中要求，自该警示函出具之日起至整改获得FDA确认期间，在海正药业台州工厂现有准许进入美国市场的29个原料药品种中，阿卡波糖等15个原料药品种将暂时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尽管事出偶然，但该事件从侧面说明海正辉瑞彼时尚未能承载海正药业出走海外的重任。与此同时，根据当时媒体报道，海正辉瑞内部也已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和分歧，海正辉瑞原研产品“特治星”供货不足就是一个重大信号。
“2015年以前，中国药品市场复合增速普遍超过20%，外资药企更快，在这样好的大环境下，很多问题都会被掩盖。但是当中国医药（600056）市场红利逐渐消失，以及在2013年GSK事件后，行业合规检查趋严，行业增速普遍下降，企业利润率下降，很多合资的问题就被暴露了出来。”普华永道思略特咨询公司总监陈书豪对记者表示。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公开数据，2011年我国医药制造业平均利润增长幅度为23.5%，但到了2014年利润增幅锐降为12.09%，2015年也仅为12.87%。
在这一大背景下，同样成立于2012年9月的先声默沙东在合作不到3年的时间内便宣告解散。
“在那次的合作中，默沙东看中的是先声的基层销售网络，想借用先声的分销渠道、药店资源及政府关系等，把高端的医药产品推广至中国基层市场。但先声看中的是默沙东的品牌效应，希望能向高端的药品市场进发。一个看中基层，一个看中高端，二者的出发点可以说从一开始就不同。”弗若斯特沙利文大中华区总裁王昕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合资公司后来的实际运营中，由于药价下行，先声的利润一再压缩，最终导致了合作的终止。”
无独有偶，德国拜耳在2014年以36亿全盘收购滇虹药业后，双方预期的并购红利也并未出现。
“拜耳收购滇红的初心是想成为中国市场OTC领域的NO.1，但这一目标现在已经难以实现。”一位接近此次并购的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在拜耳并购滇红后，不仅人员流失严重，滇红药业的利润率也不尽如前。
而在他看来，拜耳滇红整合未达预期的主要原因除了大环境以外，文化冲突是另一个主要原因。根据记者了解，在拜耳对滇虹药业完成鲸吞后，进行了针对IT、财务、人员管理等系统的一次性整合，而非循序渐进，这对本土系统来说其实是很致命的打击，也正因此造成了人员水土不服，流失严重。
除此以外，在人力成本上，由于外资药企在对人员薪酬上监管严格，因此拜耳在收购后对双方员工实行了同工同酬，这对滇红的利润率也是很大的打击，实际上，企业员工的能力不同贡献必然不同，人力成本必然上升。
“外资药企销售人员的薪酬方式是高底薪低提成，但是国内销售人员一直以来实行的是低底薪，高提成的方式。两者存在很大差别。“以上业内人士透露。
水土不服造成管理软肋凸显，在罗兰贝格制药与医疗行业合伙人林江翰看来，直到现在所有的外资企业都还在考虑究竟什么才是进入三四线城市最好的商业模式，“仅仅依靠增加销售人员，一定不是解决的办法。实际上，据我了解相当多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销售人数已经达到过去他们在全球市场销售人数的总和，紧逼企业过往可以管理的人数极限。”
在华医药市场红利减退、医保压力下药价下行，谁才是导致中外药企合资企业蹒跚不前的真凶？几乎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三年前的那场巨大的合规风波。
2013年7月11日，中国公安部网站公布，“因涉嫌严重经济犯罪，GSK部分高管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是我国公安部门首次就某家制药公司形成的立案调查声明。
声明中表示，作为大型跨国药企，GSK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同时，该公司还存在采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旅行社开具假发票或虚开普通发票套取现金等方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最终这起案件以GSK判罚30亿元人民币、多个高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而落下帷幕。但由此带来的医药行业营销转型大战却开始硝烟弥漫，所有在华外资药企对合规的紧张程度都达到了最高级别。
“以前是靠高毛利来支撑销售的人海战术，这里其实有很多的灰色空间，相比较正规的学术会议销售，请医生吃饭的成本显然更低。”陈书豪说。
传统的销售方式被合规事件“剁了手脚”，医药企业过往的高速利润增长在GSK事件后几乎全军覆没。
“其实核心还是一个算账的问题。达不到商业指标，慢慢双方就容易产生嫌隙。如果那件事情(指GSK合规事件)没有发生，这一切或许会晚些时间到来，但在合规整改的大方向下，早晚还是会发生。”林江翰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过往的灰色销售方式总有一天会需要向规范化的学术化营销来转型，但在利润大幅下降的环境下，很多转型实际难以开启。
原本合资双方有明确预期的算盘在合规收紧、利润下降的前提下变得更难实现。
“外资药企期待通过与本土企业合作拿到与政府、基层医院的关系资源，但本土企业并不会轻易交差。相对应的，外资药企也不会轻易地将核心技术给到本土企业。经济好的时候，这些都被掩盖了，但当利润下降，一切矛盾就都浮出了水面。”陈书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