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化学研究生项目（CGP）的历史回顾

我应该从哪里讲起呢？ 我的父亲是一位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统计学的流行病学家，他曾在1928年与Lombard博士一起发现了吸烟和癌症的相关性。在他的学生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他迷上了他们的不同文化和背景。当他们到我家访问时，我会吃他们带来的我从未吃过的食物，听他们讲我从未去过的地方的故事。在我父亲最喜欢的学生中就有几位中国留学生。所以我的儿童时期并不是像在一个闭塞的小镇长大的美国人那样对外国人无知和不容忍。恰恰相反, 我完全地接受了多样化的奇妙。

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没有中国同学，在哈佛大学本科也没有遇到中国同学。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我遇到了Frederick Chew-ming Chang 。他出生于旧金山，比我大十二岁。来哈佛前他在广州的岭南大学教授有机化学。在哈佛，他师从著名有机化学教授Louis Fieser攻读博士学位，我师从著名英籍有机化学教授Reginald Patrick Linstead攻读博士学位。

Fred希望哈佛的博士学位能使他回到岭南大学后更有资格教授现代有机化学。他也想把用便宜方法改进的实验技术带回中国。我们两人合作成功发明了一项用于小量化合物重结晶的高效系统。这个系统的详细描述曾发表在Wiberg K.编著的Laboratory Techniques in Organic Chemistry (McGraw-Hill 1977)。顺便加一句，几年后这个系统使我和Robert Burns Woodward能够成功地完成奎宁的合成。最终Fred没有回到岭南大学。他留在了美国任教于田纳西大学。

做研究生时，我们和Fieser的另外3个学生共用一个实验室，我们成为好友，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外号: Fred叫Red Fang，我叫O I’Bool（这个外号多年后被我在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改用于Bullvalene的命名）。总之，我应该把我一生对中国人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对中国化学家的关注归功于Fred Fang。

我和中国人的再次接触是许多年以后了。1979年秋，我在哈佛大学任教授，听说一个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代表团要访问我们化学系，并听说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与代表团谈5分钟。我当时想到也许我可以帮助补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有机化学教育的破坏。大学已经关门10年，教授也都被下放到乡下劳动，无法知道西方在有机化学领域新近发生的许多革命性进展。如果我能用一个学期的时间给一批中国教授培训有机化学在美国优秀大学和学院的教学方法，是否会有帮助呢？ 代表团的5位成员礼貌地听我讲。我提议自己出钱资助往返中美的旅费，因为我知道美元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短缺的。讲完后 我对他们说：“再见”。

几个月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中方的任何音信。当我已把这事忘记了的时候，我收到了复旦大学苏步青校长的邀请函，邀请我在1980年春季学期到复旦大学讲学。我不知道这个邀请是怎样来的，但我猜想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蒋锡夔教授（他曾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帮助促成了这一邀请。后来，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

1980年2月，我来到上海，受到40位有机化学教师的欢迎。他们已准备好连续学习6个星期，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因我要返美照看一下我的研究生），再连续学习6个星期 一直到6月培训结束。每人学习都非常刻苦认真，都很高兴和感激。但是最后，无一例外，每人都认为他们无法将这样一个课程讲授给中国的大学本科生。也许可以讲授给研究生，但不是本科生！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培训是失败的。显然，有机化学的现代化不可能通过传统的老教师来完成，必须找到另外一种方法。

第二年，我返回复旦大学帮助建立研究生教育，同时也想找到一个方法能将年轻的、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送到美国和加拿大攻读化学研究生。在徐积功教授帮助下，我们做了个项目计划，翻译成中文后交给了在北京的教育部，希望能得到实施。经过简单的修改后，这个项目得到批准。说服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不是一件容易事：单独一人怎么能够不用政府赞助在北美执行这样一个项目。我回答他说：这是我的问题，不用担心。当然，这个项目在北美方面能够顺利地运作全靠我非常胜任的秘书Sheila Beardsley的超凡品质和贡献。我和全体成员对她表示衷心感谢。这个项目在中国方面由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物理学家谢希德具体组织。她是怎样把这个项目的方方面面很巧妙地组织起来的,我只能去想象了。我对中方怎样安排这个项目的详细过程了解不多。 CGP的详细历史一定要写入谢希德对它的成功做出的杰出贡献。

1982年秋，随着第一批学员来到北美，CGP项目开始了。此后每年我都自费到上海会见CGP委员会，再到广州会见CGP学生。这些学生为了准备他们在北美的学习生活，要在中山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办的广州英语中心参加半年英语培训。在那里 我和每位学生见面并尽我所能回答他们的每一个问题。

现在，让我详细讲一下这个项目的几个方面。

我的观点是，在任何情况下，东道主大学不应该由美国政府机构，比如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或任何像美国科学院这样的国家机构来选择。我认为在学校取舍时采用高标准是极为重要的，而且我知道这种有差别对待的选择不可能期待由一个政府机构做出。美国当时和现在共有约190个提供博士学位的化学系。大部分化学系只有小数量的研究生而且其导师的研究也不卓著。防止CGP学生进入那些二等或三等化学系的唯一方法就是我们要独立和私下进行选择。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和经历，我选出了约30个美国、加拿大最好的化学系并成功地说服了其中约25个化学系，每系接收2个CGP学生。

很明显，“每系2个”会有助于减轻一个陌生而差距巨大的文化所带来的恐惧。这样安排，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造就了一个紧密联系的CGP家族。 研讨会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明。到了第二年，每所学校就会有4个CGP学生，第三年有6个，最后达到8~10人的稳定状态。用这种方法，再加上他们在广州英语培训中心的共同经历，学生就成为一个联系密切的家族。

怎样和由谁选拔学生是至关重要的。我的多数美国同事认为他们应该根据研究生入学考试（GRE）自己选拔学生。我确信应该由中国教授做这个选拔，只有他们才知道中国学生应该学到什么。外国人不可能判断中国学生的能力和成就。

知识的绝对高低并不能衡量一个学生将来能否成长为一个有创造力，能自学，而且多产的科研专家。知识背景的不足可能会使有些学生在留学的前两个学期感到困难，但不会留下永久的不足。这个观察结果不仅适用于美国学生也适用于预期的中国留学生。

将选拔学生的责任完全交给中方的另一个好处是中方选拔委员会将对任何一两年后因表现不好而被退回中国的留学生负全部责任。

有人说中国的升迁方法通常不靠本事而靠“关系”，但我深信有5000多年经验的中国人能够建立一套不靠“关系”的方法。最终使用的选拔方法很高明，使中美双方都非常满意。

CGP资格考试是由物理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的3组教授（每组3位教授）在上海出题。他们都是从中国重点大学挑选出来的。每组的3位教授在一起工作撰写考试题。考试结果也是由这些教授来评分：他们回到上海，每3位教授在一房间里一起判卷 直到考分出来。

候选人的选拔分两步进行。首先，12所重点大学各自考试选拔研究生。其后，根据CGP全国委员会分配的名额，每所大学推荐自己最好的学生产生一个100人的名单 由CGP全国委员会从中选拔出50人左右的候选人。这个选拔方法是如此之好，在项目5年选拔的242位学生中没有一位学生在北美拿到功课不及格的成绩。复旦大学范康年教授所写的更为精确详细的中方选拔过程会在另处发表。

和中国留学生一样，北美的招生委员会也有机会表达他们的选择权。每所大学会收到一份6~9位对这所大学感兴趣的候选人名单。每位候选人同时递交一份“入学申请表”填写尽量详细的内容并附上保密的推荐信。每位学生递交3个选择。这样 美方的化学系和中方的学生都有一定的控制权，尽管不完美，但总比没有好。

1986年是CGP项目的第五期也是最后一期。我在1986年最后一次来到中国，希望能完整地延长这一项目。但是，根据学生个人当时已能直接申请北美研究生院的事实，教育部决定把CGP学生人数减少一半。这令我为难，因为这会迫使我从接收CGP学生的大学中选出并除名12所大学。我决定停止这一项目。但到那时，中国的许多学生都已自己从CGP的模式中学会了怎样去申请北美研究生院。

尽管我极尽所能，我从未能够解释推荐信在我们体系中的作用。推荐信必须由对候选人有亲身了解的人撰写，必须是不带感情色彩的，必须能够令人信服地评价一个人除了考试成绩以外是否拥有成为优秀化学研究人员的能力。只从好的考试成绩去选拔是不充分的。我回到哈佛大学化学系后不久，做了一项调研，发现一个学生入学时的平均分和指导教授多年后对这个学生研究工作的评价没有任何相关性。

从我个人来讲，在北美创立和组织CGP工作的5年是一个使我获益匪浅的经历。我爱上了1980年代的旧上海：街上偶尔见到家禽，晚上任何时候都很安全，收集粪便的三轮车工人在为近郊的农村收集肥料，农民在我1981年住的复旦9号楼附近的农田上施肥，前法租界区的锦江饭店和街对面的运动俱乐部，清晨早起在安静的街道上非常认真地练习太极拳的人们。我在敦煌看到令人难忘的千年前的佛教壁画，在西安看到守卫皇帝的数百的兵马俑，还在广西看到超凡脱俗的漓江。

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是有一次我乘火车从香港到广州。所有旅行计划在香港都安排好了。我被护送上空空的车厢 靠窗坐下，等列车出发。坐着等了大概一个小时，突然，车门打开了，一大群人带着包裹、箱子和活鸡潮水般涌上车。在边境检查站，我和这群人来到一个被阳光晒着的空地上，开始等待，直到一位热心肠的先生用不流利的英语告诉我说我不应该在那里等，而应该回火车站。我很快通过了海关检查，回到火车上，最后那一大群人也回到车上。其后，我们顺利地到了广州，但没有人到车站接我。我在车站中央找个地方安静地坐下等待，一小时，二小时，几乎三个小时过去了，在我面前扫过几个来回的清洁女工，停了下来，招手带我上楼去见站长。他只能看懂的是我带的一个电话号码。但很快我就得救了，问题出在没搞清楚应送我到广州两个车站中的哪一个。

对于基础化学的将来，我并不乐观。我的看法源于Louis Pasteur在1872年讲过的鲜为人知但意义深远的一段话：“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可以叫做应用科学。只有科学和科学的应用，就像树和树的果实一样紧密连在一起。” 几十年来，基础“化学科学”的潜在贡献者在难敌的压力和诱惑下把他们的精力用到了有益和有利的化学科学的“应用”。

今天，毕生致力于基础化学进展的科学家已为数不多。哈佛、剑桥、海德堡和哥廷根曾是基础化学研究的大师中心，但今天已不再像是能收获美味果实的高大健康的果树，而更像曾经能下金蛋但现已濒临死亡的鹅。假如我今天找工作 没有地方会欢迎我的。

作为结束语，请接受我最衷心地感谢这个研讨会给我的荣誉。请大家知道我的最大满足是这么多的CGP学生做出的这么多方面的成就。从个人来讲，CGP是我给我逝去的友人Red Fang的纪念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