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中国的中医药界发生了让人沸腾的一件事——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中医药正式迈入了依法发展的时代。
全国十几万行医多年却没有正式身份的民间中医如何“转正”？
怎样杜绝“假名医”“假专家”乱象？
中医药行业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新实施的中医药法将给中医大夫带来哪些利好？
这部法律能否约束相关企业让我们吃上更放心的中药？
综合医院中医科的难题能得到解决吗？
中医药如何走向世界？
如何走的更远？
……
2017年7月1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作客CCTV-2《对话》栏目，为大家作出权威解答。
由于对话文字较长，如有与视频不同的地方，请以视频为准~
主持人：中医药法，这部历时33年之后终于出台的大法，究竟会给中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未来？掌声欢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先生，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中医药法的分量该怎么来衡量。
王国强（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这部法律的重要意义怎么衡量、评价都不会过，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中医药的法。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业内的人士在关注，包括很多普通百姓，也在发表自己对于中医药法实施的想法。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以后我们是不是就吃不到假中药了”，“是不是有了这个法，中医大夫就更值钱了”，“民营医馆会不会更容易开了”，“中药会涨价吗”等等，这么多的问题。您最感兴趣哪个问题？
王国强：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找到最好的中医。第二个关心的是我们吃的药是不是安全，这个药是不是假药，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也是我最关心的。
主持人：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医未来的发展。如果没有中医药法，中药或者是中医在发展当中有哪些问题是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
王国强：我想首先我们是法治的国家，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如果中医药没有法律的保障，那毫无疑问我们中医药走不远，也走不好。中医药要走向世界，一带一路要发挥重要的民心相通的作用。中国的中医药没有法律的保障，怎么能走得出去？
主持人：全场几乎都在频频点头，可见这句话给大家吃了一颗多么大的定心丸。
其实很多人觉得这部法律就是未来我们解决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这些难题的一个法宝。今天征集到了一些问题提出者，来听听他们的问题。
刘维忠（甘肃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我是甘肃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现在是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主任，我代表综合医院中医科提一个问题，综合医院中医科不赚钱，医护人员日子很难过，中医药法出台以后，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主持人：你为什么今天还会提出这个问题呢？
刘维忠：我觉得甘肃过去有综合医院这个中医日子很难过，好多中医改行当了西医了。
主持人：亏损到什么程度了？
刘维忠：现在甘肃不亏了，过去行医好多医生都到便门门诊去开西药、开中成药去了，因为中医不赚钱。宋老先生是一个整骨专家，70多岁，他之前给我说一些政策不合理。比如小夹板固定手法复位，骨折，大概半个月就恢复了，一共200块钱，他说自己做上一周赚的钱没有徒弟做一例手术的钱多。之后甘肃就在王部长指导下出台了个政策，就是中西医同病同价，比如前臂骨折，小甲板固定，手法复位，虽然成本是200块钱，也给医生3000块钱。做手术也3000块钱。后来这个政策在甘肃推广开来，在县医院推广了150个品种，手术量也降了下来。
主持人：刚才我们刘先生带到现场这种困惑，会不会很多呢？就是在大医院当中都希望有一个中医科，但这个科活的并不是特别好。
王国强：不光是中医科，包括中医院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医的特色越明显，它的收入可能就会受影响，主要什么原因呢？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的收费标准太低，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北京市扎针灸，扎一次（服务费）4块钱，就是患者身上扎了上百根针也是4块钱。这样就说明劳务价格、疗效和收费标准不一致。
主持人：严重的脱节。
王国强：如果一个针灸大夫，一天扎了20几个人，一次就收4块钱，他连自己的工资都收不回来，那怎么能发展？所以其实刘维忠在当主任的时候专门就省里的中医服务项目提升了价格，他们做的很好。
刘维忠：我们提了价，但是甘肃的平均住院费、门诊费这七八年是全国最低的，从2014年开始根据卫生部监测，我们的价格比西藏还低。所以老百姓总体还是受益了，非常好。全国人大有一个科教委主任，看了两个县医院，给我们省委书记讲，他说我们这次来很感动，看了两个县医院中医发展这么好，解决了两个医改难题，一个是中医便宜，把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中医成本低，纯利润高，把医院收入少的问题解决了，医生不跑了，所以这个对医改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所以这个困难其实一直存在，但是在有了中医药法之后，我们能用什么办法来帮助这些医院解决他们的烦恼？
王国强：综合医院中医科的作用我认为是无法替代的，老百姓在综合医院能够有两种选择，既能看中医，又能看西医。
刘维忠：比如说舟曲泥石流的时候，17岁的小姑娘要截脚，请我马上过去，我带了一个70岁的老中医，整骨专家，去看这个患者。她是一个孤儿，看着泥石流把自己的父母都冲走了，她的脚在泥里面埋了8个小时，脚都烂了，骨头都出来，变黑了，就剩一块干肉。然后我去了以后组织会诊，8个西医，3个中医，还有中医院的副院长，看完以后大家发表意见看怎么办。八个西医异口同声说脚截了，我说理由是啥？他们说在外省请了一个有名的西医，要把这个脚截了，现在假肢这么发达，留它干什么？我说好，这算一个意见。然后我问中医有没有什么意见？宋老先生说，他说了三点。第一，脚上还剩一点点干肉，我在干肉上摸了一下都没有撬，说明血管还在。第二，我让她眼睛闭上，我扣了一下脚，她有感觉，说明神经还在。第三，他说这个小姑娘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不截脚，也不会马上要命，你急什么吗？保不住了再截，截了就变成残疾人了。我说行，就按中医的办法来。
主持人：您自己也是中医吗？
刘维忠：我也是中医。后来就是老先生给她内服中药，外敷中药，我还给她开了一个食疗的方子，晚上就走了。后来我就很担心，第三天给卫生部打报告，让他们再派两个西医来诊断下，别给人治坏了。卫生部非常重视，从山东又派了两个西医来看，伤口打开以后，他说现在90%的可能这个脚不用截了，开始长肉芽了，中药长肉芽还真是快。过了半个月我回来再看的时候，这个肉把骨头包完了，没有皮肤，大概半年以后就好了。之后我们全省搞了一次文艺调研，这个三甲医院把这个故事编了个情景剧。演完以后这个小姑娘走着出来和观众见面，掌声雷动。
刘维忠：记者采访这个小姑娘，你长大想做什么，她回答学中医。晚上大家都散了，这个小姑娘在门口等我，说一定要把刘伯伯见一下，她说没有专家的努力我的脚就没了。后来她真学中医了，现在在舟曲县县医院工作。
王国强：这个我也是看了，综合医院的中医科的大夫跟我讲，他就是中西医相互学习，好多西医说我们的中医科特别好，我们知道急性胰腺炎死亡率很高。但是在华西医院他们一旦收进来的患者是这个病，首先送到的是中医科，不是送到西医科。为什么？因为中医在这方面治疗的效果非常好，死亡率降低。所以应该说在综合医院发展中医是非常好的，有利于中西医相互切磋，相互交流，是共同提高治疗水平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主持人：在政府这个层面有没有可能通过财政拨款等方法，尽可能鼓励具备条件的医院提供更多的便民服务和优质的医疗服务？
王国强：首先应该在综合医院设置中医科，支持中医科建设。第二，要合理地制定中医收费标准，不是说涨价就是唯一的办法，也可以增加医保报销比例。另外一个，还是要用中医特色争取更多支持，包括维忠刚才讲到的，如果我们都能够实施同病种收费，骨折啊，小夹板才200块钱，要做手术，动两次手术还要钉钢板，那可能就是上万块钱。你别看它收一万多，钢板、钉子，还是手术，很多要成本的，我们小夹板的成本相对比较低，但是能够同病种收费，实际上在引导着西医也去学习中医。
主持人：我觉得其实鼓励也好，提倡也好，归根到底要让中医院或者是中医科有自我造血能力，他的盈利能力能够足以支撑自己向未来发展的每一步。接下来聊下院内制剂的相关规定。
王国强：这个也是中医药法的亮点，对于医疗机构生产的院内制剂，过去是要经过药监部门审批，还有很多规定。我在基层调研发现很多医院对我提出意见，过去我们医院有几十种，上百种的院内制剂，但是由于这些制剂每一个品种都要经过审批，审批还要交费用，而且你这个医院里面生产的这些传统的剂型又有非常严格的GMP标准的要求。这样一些医院可能很难做到，因此都把这些放弃了，这很可惜的。中医药法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也规定，对于院内制剂可以列入医保报销的范围。我想这都是利好的消息和办法。
主持人：国医大师孙光荣先生，我们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孙光荣（国医大师）：在西医院工作的中医专家，所承担的任务更重一些，有时候在收入方面要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平衡。我建议在职称的晋升、课题的立项等方面应该向综合医院的中医科执业人员适当地倾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彰显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主持人：谢谢您的建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来到节目现场的这位嘉宾，会带来什么样的难题？
刘琼（圣爱中医馆董事长）：大家好，我是民营医馆的代表，圣爱中医馆创始人刘琼。原来民营医馆审批难，有了这个法是不是我们的春天来了呢？
之前民营医馆审批非常困难，有很多限制，比如说我们在选址的时候，医疗机构之间必须要相距500米，还有二环以内是不能开的。城管对我们的门头，门脸装修也是有限制的，在设计门头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体现中国风的文化，设计出来了在审批的时候有关部门不同意，2010年有一天政府部门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市容检查，让我们当天晚上之前一定要把医馆楼上那几个大字拆掉。如果晚上之前不拆掉，明天就封我们的门。
主持人：一开始中医馆的盈利情况怎么样？
刘琼：不好。肯定是不好。一般我们医馆的投入都会在1500万左右，最开始的时候每年至少要亏6、7百万。那是五年前的一个分界线， 2010年以后，分界线是要亏3000万，因为房租在涨，工资成本在涨，然后还有装修费用也在涨，这三大费用都在涨。
主持人：招医生难不难？
刘琼：肯定是非常难。
主持人：是你们付的工资不够高吗？
刘琼：也不完全是跟工资收入有关系，最开始招医生，要从三甲医院来聘请，医院不放，这是第一个困难，毕竟是人家多年培养的。“民营”这两个字在2013年以前，是被社会歧视的群体，很多人看不起民营医疗机构。
郑进（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我认为对于民营医疗机构，尤其像圣爱中医馆这样的，只要不歧视它，正确地看待它，就是对它最大的支持。2011年我就到圣爱中医馆看过，首先觉得他们中医药文化做得特别好，没有一所公立医院对待中医药文化的建设那么费心、用心地做，但他们做出来了。
第二，老百姓很多。圣爱中医馆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老百姓对中医药不同需求诞生的产物。公立医院由于医疗资源问题，我们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医疗服务，但是圣爱中医馆却提供了优质和高水平的服务，他们的存在意义很大。
王国强：刘琼刚才讲到的这些都是她的过去式，因为她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医药法的颁布，尤其是中医药法第14条，对于中医诊所，从审批制变成备案制，有了明确的规定，所以说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讲非常利好的消息。
主持人：我觉得未来至少有一个难题不会再面对，就是找医生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法条当中特别提到要放开中医大夫，让他们多点行医，多点执业。
王国强：多点执业为他们创造了条件。
主持人：但对于管理者而言，会不会觉得管理难度会加大了？
王国强：我想推进公立医院医生实行多点执业，包括到民营医疗机构的执业，这是政府所倡导的，现在也在逐渐推进，大家也慢慢地都接受了。
主持人：这一类民营中医机构的崛起，会对综合医院的中医科或者是中医院产生什么影响或冲击吗？
王耀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院长）：中医药法的颁布确实迎来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春天，无疑对中医院的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当然机遇多于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对医疗业务的冲击，因为专家资源稀少，就会出现病人就医分流。大型中医医院往往是大门诊，以东直门医院为例，医院的收入75%来自于门诊，所以说门诊量少了，必然医疗业务会受到冲击。
第二个挑战是人事管理难度大。因为多地点执业，加上中医诊所备案制，这可不是美酒加咖啡。
第三个挑战是科研教学影响大。因为医院培养一个人才、知名专家非常不容易。民营医院都在增加优质资源，我们的知名专家有时候会出于经济诱惑，忙于自己开诊所，或者是去民营机构赚点外快，必然会影响科研教学工作。我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流医生做担保，我们这些大型中医院很难保证年轻大夫和医学生的教学质量，这是百年大业，应当国之根本。当然这三种挑战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一种鞭策。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上，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力量的市场上的角逐，您觉得有没有好的办法？
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这是在中国的医改体制过度的一个必然出现的事物，它是历史的必然，代表未来的方向。不管是美酒咖啡也好，还是一杯苦药也好，都要喝下去。民营机构必定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多点执业又是大势所趋，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院长必须要适应。
王国强：我还想对民营中医馆提出一些要求，你看大家都支持你们，包括三级甲等医院中医院的领导，自己有很多的苦衷，但是也要支持多点执业，这是给民营医院创造很多很好的条件，包括备案制。如果支持你们了，但是你们在那里还出现违法非法的行医，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所以中医药法里面专门对民营中医馆要规定，你们那些不良业绩，不良反映一定要记录在案，如果违法那坚决取缔，这也是必须的。
主持人：当越来越多的民营中医馆成立了，会对你们造成什么影响吗？
周晓祥（江苏省东台市中医院院长）：江苏东台市中医院是一个县级的中医院。在东台，政府对中医药发展非常重视，我们所有的镇卫生院，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让全市328家村卫生室都成立了中医阁，镇卫生院都有中医馆，我们对基层情况非常了解，对我们县级所面临的压力有没有什么好的政策？
王国强：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方面，对于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这方面延伸，都是有项目的支持。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
主持人：在中医药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听过一句话，叫中医可能会毁于中药。这句话当中包含着人们对于中药材质量深切关心，或者说的严重一点就是一种担忧，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嘉宾，他的担忧就和药材的质量息息相关。来，听听他的声音。
耿福能（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我跟药材打交道30多年了，希望这部法律能够解决老百姓吃好药的问题。这么多年以来，我在这个行业看到了许多乱相，从一个药材谈起，一个附子，附子是我们川产的道地药材，它是一个毒性药材，但是这些年用量越来越少，一个原因是医生专家们在临床应用的时候可能怕一个是毒性药材，再一个用了以后没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市面上出现许多用土豆淀粉制造的这些药材，当然这是在自贸市场上出现的。
主持人：耿先生当你看到这些假药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充斥市场的时候，你会担心他给我们病人带来的恶果吗？会是什么？
耿福能：虽然这种乱象在临床中还没有显现，但当我想到那些专家们在掂量处方中用药用量的时候，他不知道库房里面可能都不是那个药材，这让我还是非常担心的。
主持人：用什么办法管控药材的质量呢？
耿福能：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要探索和关心的问题，因为中药材有一个特点，它是从土地里面来的，我认为要建立第一车间，第一车间在土里，如果不从源头着手，不管是GMP还是一系列管理方法都是起不到作用的。
主持人：对于您来说，可能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自己种，自己采，然后整个产业链在完全可控的状态之下。
耿福能：对，我们已经尝试了20多年，就做了这一件事情，而且做了两个品种。
主持人：我们的法律出台，在更大程度上保护这些药材的质量，请王部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王国强：药品的质量，中药材的质量是中医药法非常关注的问题，而且有许多条文加以规定。第三章关于中药的保护和发展，里面有很多条都对中医药质量安全做出规定。在这些条文中规定，对于中药材的种植、养殖、采集、储存、加工，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一个再好的医生，他开了再好的方子，诊断的再准确，但是他用的药质量不行，那也就是你的药效不行。最后毁的不是中药，而是中医。
主持人：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力度足以整治这些小、散、差？
王国强：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医药法里面也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在使用农药、肥料方面它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对于使用剧毒、高毒的农药要严格禁止，这个是中医药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另外一个，对于中药材的流通环节，一定要建立药材质量的追溯体制。就是道地药材是哪产的？从哪里来的？怎么加工的？怎么到了集散地的，这个都有明确规定。
主持人：很多企业可能也有自己的独特方法来保证这些道地药材的品质，我们请到了片仔癀的负责人，你们是如何保证药材品质的？
刘建顺（片仔癀药业董事长）：所有在原产量的材料集中采购的话我们都可追溯。比如在云南的苗乡田七，这是一个可追溯的，通过采集基因谱拿来比照，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采购。我们可以做到是哪一个农场，哪一陇，哪一个管理人员生产的。
王国强：在这方面可以请张伯礼院士介绍一下，因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创新了关于中药药材的条形码，基因条形码，可以通过这个来检测道地药材的品质。
张伯礼：中医科学院建立了DNA条码，就像给每一个植物发了一个身份证，它可以对90%以上的中药品种做到鉴定无误，通过现在的工作，特别是像亳州、安国，都已经建立了大型的第三方检测，可溯源的一个追溯机制，我想这一块会越来越好。
主持人：我们来听一听下一个担心究竟是什么。
民间人士：因为是无证行医，所以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我在治病的历程中间，对一些疑难杂症和一些绝症病效果越来越好，随着名气的增加，合法行医的要求就越来越迫在眉睫。
王国强：您读过中医药法吗？
民间人士：读过。
王国强：你认为这部法能解决您的问题吗？
民间人士：还不能够完全（解决）。
王国强：为什么？
民间人士：因为具体，我不知道现在考试的什么标准，我觉得我们学中医是传统的，所以可能考试的题目有差别。
王国强：我们是考核。
民间人士：那我愿意。
王国强：不像职业医生的考试。所谓考试当然也很严格，比如说你的技能，这种技能的理论、基础，另外关键是疗效。
其实政府还是为大家提供了执业医师考试的渠道，无非就是这些人他是民间的，可能没有很高的学历，医学方面的知识跟考试有距离，所以他们有的告诉我，我们也去考过试，但是没有考上，题目太难，里面还有西医、基础等等的。另外一个，我们在《执业医师法》实施之前也有老人老办法的政策规定，过去就是医生，法律执行之前就可以作为医生申报以后获得资格，那时候可能有些人错过了那个机会，以后《执业医师法》颁布之后就没有办法了。还有农村中有一技之长的，2009年出台一个政策，对这些人也经过一定的考核，也应该允许他们获得为人民群众治病的一个资格，用乡村医生的管理办法来管理他们。
主持人：谢谢你。其实很多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在做了一些很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今天来到现场的徐庆丰局长听说你们当地也有很多新的探索，来帮助这些民间高手得到身份上的一些认可是吗？
徐庆锋（广东省中医药局局长）：对农村医师我们从2015年就组织了考试，全省有近900人参加考试，通过率达到71%，这样他在农村就取得了合法的职业资格，群访民间中医高手，就像李老师这样的。
主持人：李大夫也是通过杏林寻宝的这一活动挖掘出来的宝是吧？
徐庆锋：通过全国海选，海选之后通过现场比武，然后病人的亲身体验，然后名家的鉴定，鉴定之后确实就把掌握民间独特中医疗法的民间中医挖掘出来，形成一个聚宝盆。但是像这些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职业医师资格证，所以就不能够单独执业。我们广东省中医院就想了一个好的办法，把这些无证的师傅全部请过来，带着有证的徒弟来为群众服务。通过这个杏林寻宝，让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不要丢失了。
主持人：其实我特别想问王局长，像这样的民间高手，他们数量非常大，我看到过一个资料说，大概有15万中医人士，他们并没有执照，现在我们有法可依了，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帮助他们解决身份的问题？
王国强：我想这是中医药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也是解决民间医生没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关键。对这些经过师承以及实践，确实具有很好的医术的民间医生，我们通过有两位中医师的推荐，然后经过省级组织的考核，在考核合格以后，还要在评价他的技术风险安全的基础上，可以获得医师的资格。
主持人：您说到的是省级的考核，那么未来这样一个考核是会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呢，还是国家会出台统一的标准交由各地的监管机构去执政呢？
王国强：我们已经制订了一个关于中医专长的医师考核的一个暂行管理办法，现在正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但是中国各省的差别也比较大，我们就明确考核工作由省级来做，省级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一些具体的实施办法。
主持人：还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有问题？
观众：这条法律一颁布，考虑民间一下子还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民间高手，可能会存在一个鱼龙混杂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担心万一再出现像张悟本那样的骗子大夫怎么办？
主持人：前一阵热议的刘洪斌，这些虚假中医和假冒伪劣产品会不会再出现了？
王国强：您的担心也是我的担心，因为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对于民间医生经过考核以后，就能够获得医师的资格。怎么把他考核好，这是最关键的。我们虽然说降低了民间医生这个门槛儿，但是水准、疗效不能降低。第二，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放、管、服的改革，如果发现这个民间医生获得了资格以后，他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去行医，或者还出现了其他的问题，那一定要坚决取缔他的资格，这也是对人民的健康负责任。另外，这些获得了资格的民间医生，他还要定期地接受相关部门的培训，接受继续教育，他自己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知识，提高水平。
张伯礼：我记得前年李克强总理在做报告的时候，提出用中国式的办法解决世界医改难题，我想要再说一句呢，用中国的办法解决中医的问题。实际我们在民间有很多确有一技之长的医生，如何让他们能够合法地行医，这部法律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就是中国式的办法，管理中国的中医。充分把民间的力量发挥出来，为老百姓健康服务，我想这是有现实意义的。
主持人：无证中医这个难题解决之后，我们再来看中医药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难题。先听听他的声音——中医药企业代表：我是一家中医药企业代表，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医药如何走向世界？如何走的更远？
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请出下面这位嘉宾。
丁永玲（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我是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永玲，应该说同仁堂到今年已经348年，我们从93年走出国门，在香港开办第一家店，经过20多年的探索，目前在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有130多家中医药店、诊所、各种形式的终端。应该说我们走出国门时，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文化不同。
主持人：外国人不认我们的中药？
丁永玲：对，因为他们之前对中药没有了解，所以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主持人：比如说呢？
丁永玲：比如说牛黄清新丸，这个产品是同仁堂传统的重点出口品种，它里头是蜜丸3克，但是它包的是金箔，金箔是非常贵重的有效成分，有振精安神的作用。但是他们拿小刀咔碴咔碴，把最珍贵的金箔扔掉，吃里面的小蜜丸，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说明书包装改进提示方面做了很多改进。
王国强：这个就是中医的传统，金箔的包裹对药效起到很好的作用。
丁永玲：其实这个金箔是很珍贵的，所以在跟患者介绍产品的同时，我们不厌其烦的跟他说应该怎么服用。中医药在海外能够落地生根，就得要口口相传。
王国强：现在全球有183个国家在传播中医，很可喜的是中医在逐渐地走出去，得到了认同，但是同时可以看到中医走出去是一个漫长的路程。我觉得文化上的差异是根本的差异，西方的文化孕育了西医的还原论，对抗医学，针对的病菌，病毒采取单靶点的治疗，这个是很有效。中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而中医医学里面包含着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包括平衡、调理、养生，这些都是中医的一些精髓。所以这两种文化孕育的两种医学体系要让对方能够接受。
主持人：对，其实很多外国朋友，他们对中医药是很推崇的，但是他们会有这种困扰，我只有在中国，医院会帮我煎好药，我拿药方回到美国去，就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服务。但是现在这个难题已经被很多的企业攻克了。一方药业你们现在做了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改进？
程学仁（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上面是我们的六味地黄丸，就是在药房拿到的中药饮片，现在把我们药房里面常用的600多种中药饮片，仿造传统的煎煮方式，全程分解提炼成一小袋一小袋小颗粒，调节完了以后，用玻璃杯子，用开水一冲，就是以前熬的中药。
主持人：这是一个走向国际很便利的方式。
程学仁：确实中药的这种用药方式，对外国人来讲，按照他们的文化和思维习惯可能不太接受。比如说在1997年，加拿大一个姓周的中医师，专程跑到广州找我，他说如果第一次这个病人找他出诊，他要给他开汤药，一定要告诉他每一次多少毫升水，每一次煎多长时间，然后这个病人把中草药拿回家以后，先去买了一个量杯，再买一个了闹钟，他说，药品不是闹着玩着的，万一让我煮半个小时，我却煮了45分钟怎么办。所以这是一种文化，带来很多困扰。
主持人：片仔癀在这方面有什么创新没有？
刘建顺：中医药走出去要用现代科技手段来说明中医药的疗效，我们这几年来聘请了英国皇家生物学院的姚大卫院士，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实验揭示片仔癀，就是中药在促进干细胞活力跟再生方面有独到的功效。这篇文章发表在世界先进的医疗杂志《丹麦药理》上面，西方医学界认为，中药原来也是说得清，道得明的。
主持人：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企业都在尽自己的努力和责任，让中医药在世界更大的范围当中能够被推广和被接受。当我们希望中医药更远的走向世界的时候，王部长您觉得有一些什么建议？包括我们的立法当中是不是也给出了一些明确方向和保障？
王国强：中医药法对于中医药走出去，传播中华文化都是持积极态度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2015年我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外长曾经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跟我说，今天我们两国的首脑，习近平主席和我们的总统见证了很多的签定协议，你认为哪个协议更重要？我毫不犹豫说，当然建高速公路、能源，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说，不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协议是你和我们卫生部长签订的这个中医药中心的协议。那些大项目是政府间的，而且要通过很多年才能够实现，而且实现了以后百姓们，我们吉尔吉斯斯坦人们可能还不一定马上都能感受到。但是，你签订的这个协议，你把中医派到我们这里来，他说这是民心相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我想我们中医人应该有自信，文化的自信，民族的自信。
主持人：谢谢大家，其实从中医诞生的那一天，中医应该在自信不断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上，为世界疾病医疗和健康的保障提供着自身的中国样板。而我相信当我们的中医药法出台的这一天，我们的这份呈现给世界的中国样本当中，一定会充满更多的中国特色，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乃至于中国的诚意，谢谢大家关注中国中医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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