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FT中文网）
克罗：我的母系亲属有多人患了癌症。我做了一次基因检测。但如果没有治愈之方，提前知道了结果又有什么用呢？
更新于2017年7月20日 06:19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大卫•克罗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通话之一。我妈妈的大哥、我们家的实际领袖约翰(John)舅舅打电话告诉我他得了前列腺癌。那是2006年的冬天，当时我们还没充分意识到他病情的严重性，但很快他的身体明显变得非常糟糕。他一年内就去世了，享年64岁。
在约翰舅舅的诊断出来后不久，他的两个弟弟也接受了前列腺癌检查，发现他们也患有这种病。艾伦(Alan)舅舅又活了10年，但去年年初，他在与食道癌抗争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去世了，那时他刚过完59岁生日没几周。比尔(Bill)舅舅排行老二，他也康复了，但后来他的一个肾上长了一处恶性肿瘤，上个月做了单侧肾切除手术。
我们家族的人都坚信自己会受到这种遗传性诅咒的折磨。在我们了解到前列腺癌和卵巢癌之间存在明显的基因联系后，这种信念更加根深蒂固——1984年，我母亲死于卵巢癌，当时我出生才9个月，而她只有35岁。
当约翰舅舅去世时，我从未想过我自己也可能死于癌症的命运；和大多数20多岁的人一样，死亡距离我非常遥远。但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可能遗传到了这种病的致病基因。直到3年前，当我搬到纽约，为英国《金融时报》进行有关医保的报道时，我才发现了找到这类答案的可能——接受遗传性癌症基因检测。
遗传检测是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去年，该行业成立最久、声望最高的巨数遗传公司(Myriad Genetics)在遗传检测方面创收6.32亿美元，其中包括分析28个基因（相关基因缺陷可能导致患癌风险上升）的“我的风险”(myRisk)检测。以我为例，与我关系最大的基因是BRCA1和BRCA2。其中任何一个基因出现有害变异的男性，罹患恶性前列腺癌的风险都会大大上升。
每5个患有卵巢癌的女性中就有一个人在这类基因上出现了变异。2013年，女演员安吉丽娜•朱丽(Angelina Jolie)在进行巨数遗传检测后接受了预防性双乳切除术。她的检测结果表明，她在BRCA1基因上存在变异，这大大增加了她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随后她接受了卵巢和输卵管切除手术。
想要进行遗传检测的人，第一步是寻求遗传顾问的帮助。遗传顾问是指通过梳理个人的家族遗传史来发现患病风险的科学家。我的顾问是巨数遗传的谢利•卡明斯(Shelly Cummings)，不过其他顾问在医院或学术机构工作。卡明斯多次打电话问我关于每个诊断出癌症的家庭成员的情况：第一个肿瘤出现在体内什么位置？扩散了吗？是否已死于那个肿瘤？从确诊到去世经过了多久？
最终她绘制了详细的家族图谱。男性以方块代替，女性以圆圈代替。被诊断出癌症的人打上了阴影，而死于癌症的人则用一条斜线划掉。我母亲这边的海斯(Hays)家族情况堪忧。在7个核心家庭成员中——父母和5个孩子——5人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癌症，其中只有一人逃过一劫。
海斯家族：本文作者大卫•克罗的母系亲属
我的姨妈阿尔玛(Alma)是海斯家5个孩子中唯一一个从未诊断出癌症的人。她的母亲、我的外婆也死于癌症。她不用看图谱也能体会到那种失去的痛苦。“看着所有照片，发现自己差不多是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人，”她说。“这很可怕，你会问自己为什么老天爷没有像摧毁我们家一样摧毁其他家庭。”
阿尔玛姨妈62岁了，去年在艾伦舅舅去世后不久，她曾经考虑过接受遗传性癌症检测，并且找到了一名基因顾问。但是她没有完成检测。“我那时很恐慌，我身体的一部分现在仍然觉得应该做检测，但我已经安于现状了。如果我得了癌症，那就得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不想知道结果。可能就是运气不好而已。”
遗传性癌症检测必须由医疗专业人士下单，因此我被转给了干练的肿瘤学家朱莉娅•史密斯(Julia Smith)。她从业30多年，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执业。在她的候诊室里，我就像个骗子，周围坐的都是病情严重的病人，但在看完我的家族图谱后，她给出了一个连我都听得懂的医学意见：“哇。”
史密斯医生给我抽了几管血，然后放在泡沫信封里，快递到巨数遗传位于盐湖城(Salt Lake City)的总部。由于摩门教为了给逝者洗礼而对追踪血统一事颇有执念，盐湖城成了基因科学的中心。每天有成千上万份myRisk检测样本送达该公司的实验室，被贴上条形码后，进入机器人生产线，接受856个步骤的检测：DNA从血液中提取出来，之后放入一个巨型测序仪——看上去和IBM很久以前的超级计算机差不多。
该公司分别对28个癌症相关基因进行逐个分析，从而得出一个原始基因序列，再与“正常”基因进行比对。每个人的基因序列都和参考基因有所不同，但是巨数遗传把所有变异归为3类：“恶性”变异，意味着这类变异已经证实会增加个人患癌概率；“良性”变异，已经证实不会增加患癌风险；或“不确定”变异，意味着尚未得出结论。
巨数遗传的首席医疗官乔纳森•兰开斯特(Johnathan Lancaster)出生于威尔士，是一名肿瘤学家。他形容这一分类阶段为“技艺”，称这一步出错的几率最大。“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买到测序仪，大概不出一个星期就能搞明白如何安装并操作机器，这样一来我们把DNA放进去就可以得到DNA序列了。”他表示，能明确指出某一变异是否危险要难得多。
兰开斯特医生把一个人的基因序列比作一本厚书，并把人的身体形容为一台DNA“阅读机”。每个“字”都会向人体发送信号，以生成维持人体健康运转所需的特定蛋白质。但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基因中都充斥着打字错误或拼写错误；按照严重程度，这些错误可能导致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
良性或无害变异就像是把“工具”打成了“土具”，根据上下文可以轻松理解。兰开斯特医生解释称：“DNA阅读机可能会卡壳，迟钝一会，但最终还是会生成蛋白质。”当拼写错误，即变异更严重时，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把“工具”写成了“江具”。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阅读机可能就读不出来了，因此不能正确地生成所需蛋白质”。这种错误可能会带来致命后果。
在基因检测出现后，争议随之而来。1994年，当巨数遗传的创始人马克•斯科尼克(Mark Skolnick)发现BRCA1基因序列时，曾有评论人士自信地预测这会导致定制婴儿的出现，由此带来新一波优生学浪潮。还有人谴责巨数遗传为BRCA基因申请专利的决定——此举令该公司独享测试基因缺陷的权利，并有效垄断了这一市场，直到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终结了该公司维护其知识产权的长期战斗。
未来几年，这场争论将变得更加激烈。距离人类基因组解码已经过去了16年，但直到如今该项目才开始破译重大的科学发现，包括与癌症和其他疾病相关的基因缺陷，以及新研发的针对这些疾病的精准施药。多国政府参与了这场数据掘金潮，建立了巨大的基因信息库。学术机构也加入其中。它们往往由大型制药商和谷歌(Google)等科技公司的运算能力提供支持。人们希望通过处理数据，发现可能预测疾病的生物学线索，即“生物标志”。
硅谷公司Grail致力于研发基因测序，以期在肿瘤DNA发展为晚期前尽早发现其碎片。凭借这个使命，该公司已从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投资者手中融资11亿美元。“终极目标是通过血型检测，实现早期癌症筛查，”位于纽约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肿瘤学家佩德拉姆•拉扎韦(Pedram Razavi)表示。他于上个月展示了Grail技术的临床实验，好评如潮。
如果Grail这样的努力最终大获成功，那么有朝一日所有人都能定期筛查癌症，这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但图了什么呢？迄今为止，疾病检测的能力正在超越发现新疗法的速度，这便指向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未来——我们知道自己会早逝，但却无能为力。
在不久前的年度报告中，英国首席医务官萨利•戴维斯(Sally Davies)承诺“让遗传学的梦想覆盖尽可能多的人”，敦促医生和管理者普及变革性的基因技术应用。但是，在我去年年末采访她时，她明显担心对健康人广泛应用基因检测将导致一代人出现“疑病症”。她告诉我，无病症的患者可能拿着30页的复杂数据，不停地轰炸他们的全科医生，要求花费巨额费用对各种病痛进行推测性的检查。这种现象会进一步威胁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已然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
戴维斯医生还警告会出现信息过量：病人将发现数不清的基因缺陷，但医生很难告诉他们这些缺陷意味着什么。“我已经算相当了解基因组了，都无力应对，”她称。“我们将不得不向公众解释，外面有很多不负责任的人给了你数据，可他们不懂这些数据，而身为医生的我们又解释不了。”
此外，戴维斯医生表示，一些病人有可能会利用基因检测结果作为放弃健康生活的借口。这可能会破坏多年来相关部门对公众普及的有关饮酒、吸烟和高热量食物危害的健康宣传。
距我初次登门后刚过一周，史密斯医生的办公室联系我安排咨询。我的检测报告的首页顶端印有一行绿字，上面写着：“结果，阴性。没有发现具有临床意义的变异。”史密斯医生很快指出，这并不是说没有危险。“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得癌症，只是你没有我们现在已知的遗传性癌症综合征，”她告诉我说，“你应该接受更密切的跟踪，因为根据你的家族病史，你身上存在我们尚不了解的基因关联的可能性较大。”她建议我立即开始进行前列腺癌筛查。
原来，即使我的BRCA变异检测结果显示阳性，她的建议——即早期筛查——也会一模一样。我不禁问一句，为什么要接受检测呢？或许是因为假如我的结果呈阳性，我就可以提醒阿尔玛阿姨和我的表亲们去做个检测，看看他们是否也携带这种基因缺陷。那些有孩子，或者正计划生孩子的人可能也想检测一下自己是否有患病风险。此外，知道了自己是否存在基因变异，一旦未来被诊断出癌症，有助于你的医生决定采取哪种治疗方案。
但是很多肿瘤学家都告诉我不用担心。“这些基因可能是你的家族病史的根源，但即使你出现了变异，事实上你也没别的什么办法，”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基因业务主管肯尼思•奥菲特(Kenneth Offit)表示。
奥菲特对我做的巨数遗传检测——即一个“多基因包”检测大量基因缺陷，而不只与前列腺癌有关——格外不满。他倾向于“点菜式”检测，即医生只检测那些与个人家族病史直接匹配的基因缺陷。
巨数遗传检测中最具有争议的基因或许要算CDH1。该基因出现变异的人有极高风险罹患胃癌：差不多70%的概率，而普通人罹患胃癌的概率为0.6%。即使病人没有患有胃癌的家属，一些肿瘤学家也会建议其预防性地摘除整个胃——该手术将把食道直接连在小肠上，这将改变病人的一生。一些医生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过激反应。
跟全基因组测序相比，上述多基因包只是沧海一粟。全基因组测序要检测将近2万个基因，可以发现与大量疾病有关的基因缺陷。如果分析正确，其结果可以预测一个人是否可能罹患多种疾病。
近年来基因检测的价格大幅下降，从10年前的1000万美元降至如今的1000美元出头。今年早些时候，测序仪制造商Illumina表示，估计可以进一步把成本削减至100美元，使发达国家几乎所有人都能买得起。
4月，23andMe成为了美国首家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公司，可以直接面向消费者出售基因检测服务。其检测结果可以预测人们是否易患帕金森病(Parkinson's)和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等10种疾病。该公司对测试设备的收费是199美元，可以网上下单。谷歌(Google)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前妻安妮•武伊齐茨基(Anne Wojcicki)，是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检测者要做的只是在采样管内吐入口水，再把采样管寄出。但鉴于目前尚无延缓或逆转阿尔茨海默症的疗法，那知道了又有什么意义呢，特别是知道后可能导致你的人生悲哀而痛苦？保持愉悦的不知情多好？
奥菲特医生表示，“医疗福利”与“个人效用”不同。他称，阿尔茨海默症可能无药可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为病发后的看护提前存钱，或是选择购买长期保险。（不过，我怀疑是否有保险公司愿意给自己下套，向早晚会生病的人出售保险。）
不过，我所做的测试——也是目前所有基因测试——的最大局限在于，它所绘制的结果仍然相当不完整。基因科学有点像我们对于外太空的理解：我们现在对外太空的了解远远超过过去，但仍然只是真实情况的一小部分。很多科学家都认为，目前被归为无害或良性的基因变异累积起来，实际上可能是导致疾病的主因。所有这些被认为无害的解读错误，那些把“工具”写成“土具”的错误，也许累积下来最终会伤害我们。
我还没碰到过哪个肿瘤学家认为我们家高得出奇的患癌率只是巧合，也没有谁认为我得到的阴性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脱离了危险。相反，他们都认为其中存在某种目前尚未发现的基因联系。奥菲特医生警告称，“你是躲不过你这样的家族病史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我从未真的想知道自己是否会生病。在经历了这一切后，我现在坚定地站在“知道有什么意义呢？”阵营。我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癌症几乎让整个家族全军覆没呢？为什么是我家呢？虽然现代基因学取得了诸多奇迹，但我尚未找到答案。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商业资深记者
插图由比尔•布彻(Bill Butcher)提供
译者/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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