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于“仅养”,趋于“不养”,忘于“前养”……借由学者的调查研究和媒体表达,当下农村地区的养老现状又一次成为被号脉问诊的对象。其中,一个显著病灶就是孝道的式微,即“孝”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摧折下,成风化人的道德约束力日渐减弱。由此,有人得出如下结论：改善农村养老现状,必须重振孝道文化。
孝之为道,涉及语义丰富的文化诠释,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但稍加探究就可以发现,养老与尽孝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要比后者明晰得多,讨论起来也更加容易。
先提出三个问题:养老问题是农村独有的吗?是农村与城市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或放大了养老问题?与过去相比,现在农村老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呈现倒退趋势了吗?
如果这些前提均不成立,那就应当慎言孝道在农村式微,否则孝道之忧就很可能陷入“乡愁浪漫化”的偏颇,流于个体经验的悲情观望。
局部经验的生动细节并不是没有说服力,农村的养老现实图景中也不乏令人失望甚至悲观的案例,但这并不能与孝道式微构成对等的因果关系。
我的老家在闽西龙岩的一个客家村落,我曾见过这样的养老故事:邻居余阿姨生了3个儿子,大儿子常年在西安工作,二儿子留在老家务农,三儿子定居省城福州。为养老的事,兄弟仨没少吵架,妥协的结果是老人每年在3个儿子家中轮流住4个月,老人生病住院等大额费用凭票公摊。70多岁的余阿姨说,这样处理“谁都不得罪”,就是太折腾,自己也说不清儿子们到底孝顺不孝顺,说不清自己晚年幸福不幸福……
余阿姨的困惑,或许能反映出当下农村养老现实的复杂图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建立,农村养老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挑战,谁来养、怎么养的问题不仅存在一家之内,更考验社会治理能力。
要认识到,一方面,农村的相对落后仍是造成养老“负担化”的民生现实,这一点在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尤甚；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许多农村“空巢化”,传统农村家庭四世同堂的场景不复存在。
基于上述两种普遍存在的现实,养老首先应被当作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次才谈得上文化层面、情感方面的考量。农村养老问题之所以显得尖锐,固然有老人囿于习俗不愿去敬老院、部分子女缺乏敬老尊老品德等因素,但城乡发展差距和公共服务不均衡,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百善孝为先”“千经万典,孝悌为先”“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兼具历史特殊性和传承合理性。回望历史,传统孝道中并不乏糟粕,正是看到封建专制主义中的“忠孝同构”以及孝道对个体生命和人格尊严的戕害,陈独秀、鲁迅等先贤才痛批各种匪夷所思的“愚孝”。回到现实,“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在,不远游”等行为规范已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更不用说“棍棒底下出孝子”等错误的教育方式了。
世易时移,传统孝道中宣扬的敬老、尊老、爱老之心并没有过时,在代际更迭加快的背景下,更应倡导长幼之间的相互包容和尊重。但是,对于“孝”的标准,一味照搬照抄老皇历,显然是行不通的。仅靠凌空蹈虚的说教,孝道的复兴也无从谈起。
养老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现在的养老问题,背后是中国进入转型期和老龄化社会加速来临的复杂时代背景。农村养老面临的种种难题,既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农村问题,更不宜简单理解为传统美德流失的后果。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社会、个人的共同努力,需要财力投入、制度设计和文化建设的相互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在养老与尽孝的问题上,与其空发“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不若多些“一代胜于一代”的努力。
【本文摘自网络】
读完此文，小编深有感触，养老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解决老人日常生活的问题，已经深入到情感与尽孝的方式，就如上文作者说得那样，许多问题不仅在农村出现，城市也一样。养老与尽孝确实不是同一件事，子女简单的把老人随便往哪个养老院一扔，就是在尽孝，在旁人看来，这是“孝顺”，但却从未考虑过老人的感受，从未真正思考老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许多子女认为父母年纪大了，就应该待在家里或者养老院，安安静静过着晚年的生活。老人在行为能力上已经是弱势群体，难道也要他们在心理情感上变成“弱势群体”吗？老人也有权利追求晚年的幸福生活，他们的年纪大了，但是对生活的热情不减当年。养老重在用孝心行动，为中国的老年人打造一个健康、幸福、快乐的老年生活环境。就如同我们百孝乐购一样，用“互联网+养老”的新型模式，为老人打造一个专业的孝养平台。并且政府非常鼓励社会组织建立像百孝乐购一样智能化的养老服务平台，提供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内容，使老年人能够得到及时、多样、优质的服务。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百孝乐购就是要让更多的老人知道，你们的晚年生活应该有笑容，有健康，有幸福，有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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