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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丨中医药法实施,“土郎中”转正,争议十三年

注:本文共4000字,为南方周末记者实地采访记录,内容干货,适仔细查阅。


 

湖北恩施的一位民间医生在为病人抓中药。早在1990年代,山西运城就开始给民间中医颁证。 


没有医学专业背景,医术靠家传口授,没有现代诊疗手段,看病靠祖传秘方,甚至经常被认为是“江湖骗子”。民间中医尴尬的身份问题,在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之后,有望全面改善。


然而破局13年,问题仍待解。如何鉴别“中医高手和“江湖骗子”,如何按中医体系严加管理,仍是摆在国家与地方面前的难点。



文丨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  实习生 姚琼



张泽民走来,身上有淡淡的中药味道。诊室只有二十来平米,没有血压计、听诊器和检查床,中药柜占了一半地方。二十多面锦旗、匾额围满了这个小屋子,都是患者送的。“这四十多年,我看过的病人超过6000人。”


这位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阳王镇的中医,今年已62岁,从没在医学院校接受过专业学习,是不折不扣的“土郎中”。


2017年7月25日上午,邻村一位母亲带着女儿来诊所,说女儿月子里总觉得有一股风气往身子里钻。张泽民开了些调理阴阳的中药,“气血稳定了,阴阳增强就快了,病自然好了”。


像张泽民这样获得地方性行医许可证的“土郎中”,目前运城有535名

2017年7月1日,中医药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由至少2名中医医师推荐,经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进行执业注册后,便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这正是这部立法历时33年的法律引人瞩目之处:备受争议的民间中医,可通过“一技之长”的考核通道,获得行医资格。



1

运城没有治不了的病


41度的天似火烧,诊所却连电扇都没开。患者清一色的长衫长裤——怕风、怕寒,这是“产后风”患者的共性。


上午11点,送走最后一个病人,张泽民走进了屋。提起自己攻克的疑难杂症,他总离不开“调理阴阳”。


“这是祖传秘方的核心思想。”张泽民解释。张家祖上以治妇科病为生,曾当过明朝吏部医官,传到张泽民,已是第19代。12岁,他就能熟背中医经典《汤头歌》;15岁就随父亲看诊。祖传秘方没有书面记载,全靠父亲口传心授。一个方子摩挲百十遍,直到30岁才渐觉入了门。


这正是民间中医的普遍写照:没有现代医学的专业背景,没有经过全国通行的医师执业考试,凭着祖传医术和经验摸索行医,与现代医学背道而驰。



和张泽民一样,运城解氏中医烧伤外科医院院长解春红也是家传医术,祖上以治疮疡出名。传到解春红,是第5代。中医讲究传男不传女,解春红姐弟3人,弟弟年纪还小,父亲拍板,“只要肯学,是男是女我都教”。


蜂疗治腰腿痛、炼丹治疽疔、中药治肿瘤……“运城没有治不了的病。”田康立半开玩笑道。


目前,运城13个县市共有民营医疗机构200多家,其中近80家为中医医院。田康立介绍,运城民间中医保守估计约有1600人,这包括2015年起依据原卫生部52号令获得师承和确有专长资格证的约800人。


这座位于晋南的地级市,常住人口五百三十多万,历史几乎与中华文明一样悠久,中医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和历史传承。


运城市芮城县,民间中医董允荣正在看诊。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1970年代初,运城就举办过“赤脚医生训练班”“西医学中医班”。田康立回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中医向全国各地寄药,用麻袋到邮局装汇款单成了常景。


也正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全国多地批准了一批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1989年,为加强对这批人员的管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要求对他们进行复查审核。经复核合格的,可在当地县区范围内开业。


“运城当时对民间中医的行医是认可的。”田康立说。1992年,张泽民获得了运城市卫生局颁发的“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这也是运城最早一次为民间中医发证。


2

没有正式文件的试点


1999年,意外落在了“张泽民们”的头上。这年5月,执业医师法实施,学历成为行医的重要门槛。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必须具有医学本科、专科或中专学历。


没有执业医师证,就是非法行医。张泽民此前获得的“个体行医兼营药品许可证”“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等“地方粮票”也没了合法地位。他终日惶惶,诊所招牌不敢摆了,偶一开诊,像做贼一般。


县卫生局经常突查诊所,被罚款的次数多了,他赌气烧掉了吃饭的家伙。他在自家院里点了把玉米秸,西药中药,统统付之一炬。邻居闻声跑来,望着火中的药品感叹,“可惜啦,可惜啦。”



在田康立看来,当时是一场全面打击无证行医的行动。1996年,他开始担任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分管医政工作。他是学西医出身,把民间中医和江湖骗子画上了等号,觉得自己是在“为民除害”。“不相信、不接受,只要是非法行医和非法制剂,统统查处、取缔、处罚。”


转折出现在一次医疗市场整顿的突击检查上。当时一位来自上海的患者急红了眼:“我在上海都治不了的结核病,在运城给治好了。你们这么查处人家,很不公正!”


负责查处的,正是田康立。他开始反思:是不是把好东西糟蹋了?此后,田康立开始在执法中深入考察民间中医,倾听患者意见。“有些民间中医疗效确实很好,也深受百姓认可,一味取缔并不合适。”


在田康立推动下,2004年7月,运城市卫生局向山西省卫生厅申请试点,试图解决民间中医的身份问题。4个月之后,山西省卫生厅下发便函,同意运城成为“山西省农村中医药工作试点市”。


但有些同事却坚决反对:试点不是山西省卫生厅的正式文件,执业医师法也没有相关规定,合法吗?



一开始,运城没有激进地全面铺开试点。运城市卫生局先是给两个县发了试点文件,但没人敢“吃螃蟹”。两年过去,试点没有任何进展。


无奈之下,2007年,该局将全市1635名中医临床人员集中,以中医院校本科毕业的水平命题,进行摸底考试。结果发现,年龄越大的民间中医,分数越低。当时,芮城县七十多岁的民间中医王根锁号脉抓药有口皆碑,考试却只得了7分。


“考试内容还是偏西化,没有坚持只考传统基本理论。”田康立反思。为此,他们进行调整,根据年龄划定面试分数线——70岁以上的,不管笔试分数高低,直接参加面试。田康立的解释是,“能干到70岁,说明他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老百姓是认可的”。其他参加面试者,年龄需满45岁,从事中医临床实践至少25年。


几番辗转,2008年7月,运城市卫生局最终确定了215名民间中医和47名一技之长人员。次年,第二批272人获得了“地方粮票”。两批的试点时限定为5年,5年后审核换证。


张泽民的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颁证之后,运城市卫生局“约法三章”——中医诊所和药品一律不打广告;每天就诊人数控制在50人以内;中医诊所不准用西医的办法看病。卫生局还组织培训班,召集持证者学习法律法规。


“几条办法弄下来后,我非常放心,根本不可能出问题。”田康立笃定。


当时,对于民间中医的窘境,国家并非没有行动。2007年,原卫生部出台了《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以下简称52号令)。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将农村具有一技之长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工作方案》。


2015年,广东等地陆续开展了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的试点考核。成永明是广东省中医院教授,擅长蜂疗。2015年,一个有政府背景的师承项目找到他,请他当师承导师,帮忙带民间中医。


2015年起,按照52号令,总共发出约800张证书。这一批人员取得了参加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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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宽进严管”还是“严进严管”


62岁的芮城县东张村大夫董允荣也是首批获证的。他回忆,2007年报名时,他向县卫生局提交了几份病例资料,由卫生局审核。


2017年6月2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在此之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到运城调研。座谈会上,民间中医派的观点是“宽进严管”,甚至有人提出:只要有2名中医医师出具跟师学习证明,直接发证。


按照《征求意见稿》,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的,应同时满足两个条件——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5年,掌握独具特色、安全有效的中医诊疗技术方法,经指导老师评议合格;由至少2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其指导老师除外)推荐。


民间中医董允荣保存的患者处方。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外界总防着中医,怕字当头。”田康立却觉得,这完全是杞人忧天。真正的传统中医,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徒弟与师父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每天学完手艺,要帮忙打扫卫生,这又是考验人性的时刻。有人因为偷懒被劝退,有人因只在老师出现时才积极干活被逐出师门。


坏了规矩,就要受罚。16岁那年,王根锁磕过头,拜了河南灵宝县一家中药铺掌柜为师。平日里炮制中药,稍稍炒过了头,师父的毛巾就劈头盖脸地抽上来。“炒焦了或是炒到八成都不行,药效会有问题。”


2017年7月26日,84岁的王根锁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他依然感恩那段师徒关系。“师父的父是哪个父?好多人不注重这个,写单立人那‘傅’,改修车的了,瞎写。”王根锁说,“我是他徒弟,那是我父亲。”


不过,时代已经变了。解春红的医院里,西医出身的儿子,一度也难以接受民间中医:“抹抹药就能治病?不像西医那样的严格消毒,不会感染?”但解春红依然觉得骄傲:民间中医是手艺,是良心活,“不是江湖骗子”。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3日《南方周末》,编者作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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