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苍生与天下，为国富与民强”。曾经的少年韩济生，终于实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也没有愧对这个名字。
作者 | 齐金石
来源 | 中国县域卫生
“我们一定要把自身建立得强大了，才有资本向别人寻求合作，否则不会有人搭理我们。创科室如此，做人更是如此。”
在中国疼痛科建科1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疼痛医学的开创者、“中国疼痛学之父”韩济生。
1928年出生的韩济生精神矍烁，带着一副十分“时髦”的无框眼镜，笑称自己是“90后”。在他身上，仿佛同时显现着老年人的睿智、慈祥与年轻人的朝气蓬勃，这两种气质却丝毫不显得矛盾。
回想起疼痛科的建科历程，韩济生院士感慨万千。这门学科的开创并非顺风顺水，当国际疼痛学会强调疼痛科需要多学科联合时，韩济生寻求其他学科的合作，却屡屡被忽视，当时韩济生就意识到，一门没有实力的学科，不会得到其他人的重视。
在当时，韩济生的脑海中就开始萌生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要在未来若干年，让和自己一起奋斗在疼痛科第一线的战士们埋头苦干，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真正的疼痛科。
“自立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
韩济生自立自强的性格是从小被环境造就的。
他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小城市—浙江省萧山县。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西医”，但他并不是医学院毕业的，而是跟着传教士学习了一些医学知识。
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能成为医生，一名真正的医生，能够治病救人，所以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济生”，就是普济众生的意思。
韩济生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段时间，见证了中国的自强和崛起，也经历了动荡和不安，同时这个时代也深深地影响着他、塑造了他。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韩济生始终记住这个名字中寄托着父亲的殷切期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飞机轰炸萧山，未满十岁的韩济生开始了逃难生活。他亲眼看见自己的家园被轰炸成一片废墟，当初他想不明白自己和家人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欺负，愤怒和不屈成为了他当初最强烈的感受，仿佛一瞬间，他就从一个小顽童变得懂事了起来，下定决心好好学习，让中国不再受人欺负。从那时以后，韩济生就始终占据着年级第一或者第二的排名。
奋斗过十年寒窗，1947年，韩济生开始考大学，韩济生早已下定决心要学医，但是他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韩济生六年的学费（当时的医学生教育是六年制）。“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爸爸说，我不要家里出钱，我自己努力。”韩济生说。
当初的上海医学院有奖学金政策，但只有年级前四名才能拿到这份沉甸甸的奖学金。韩济生做到了。
回忆起上中学阶段，韩济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自己最爱吃的“营养品”：猪油拌盐。“因为穷，我的正餐往往都是豆腐渣，所以拌一点点猪油盐，就是最好的营养了。”艰苦的生活打造了韩济生的意志，造就了他的坚强品格。
也是在上海医学院，韩济生结识了自己的夫人—朱秀媛。他们同年同月生，一个学医，一个学药。更有缘分的是，相识不久，他们发现彼此都爱唱歌，凑巧的是都爱哼同一首英文歌。相似的家庭背景使他们很快就相互熟悉起来。
1952年，韩济生提前一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当初中国刚刚解放，师资紧缺，韩济生这一班的毕业生被国家要求向教学科研方向发展，成为基础医学师资，而不能做临床医生。
韩济生服从国家的安排，放弃了自己的临床梦想，转向教学科研工作。他被送往大连医学院，跟随着中国著名生理学家、教育家吴襄教授进行生理学科的进修。吴襄教授和当初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志均教授是好朋友，两位教授曾经一起编写《生理学》。作为吴襄教授的学生，韩济生经常过来帮助他们整理资料，因此韩济生也与王志均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
1962年，王志均教授便把韩济生调到了北京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医学部），与王志均教授一起做消化方面的研究。
1958年以来，出现了“针刺麻醉”这个新词，但是当初没有人知道针刺为何能麻醉。周恩来总理要求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找人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韩济生就从王志均教授的消化病理研究转为独立的针刺麻醉研究，自此，韩济生与疼痛学的羁绊正式建立。
既然怀疑就去证实！哪怕自己是错的
突然间接受了这个任务，韩济生一开始很迷茫，也不太相信“针刺”能够产生“麻醉”作用。当时北京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彭瑞聪就带着韩济生一起来到北京通州，在当地的胸科医院看开胸切肺手术。韩济生亲眼看见对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工人进行肺叶切除术，在针刺麻醉下接受这样大切口手术，说话喝水完全没有表现出疼痛的迹象。
这件事让韩济生相信“针刺”真的有镇痛作用，他认真思考：“针刺”为什么会止痛？它的规律是什么？
其实，围绕着“针刺麻醉”这一命题，一直存有各种争论。有人甚至认为针刺麻醉完全是心理作用，没有物质基础，称之为“伪科学”。韩济生从一开始就按照科学规律，寻求事实真相。韩济生在自己的生理课堂上询问班上的学生，愿不愿意做被试者，试验一下扎针后痛觉的情况，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举手。
1965年韩济生和学生们采用在皮肤上施加逐渐增强的阳极电流来引起疼痛感觉，发现一个毫安培就能引起痛觉，这一数值被称为“痛觉阈值（痛阈）”。当在“合谷”穴上扎针以后，痛阈慢慢增高，30分钟后增高80%左右，并保持在高点；停止扎针以后，痛阈慢慢恢复，半衰期为16分钟。
“针刺后的镇痛效果并不是立即显现，需要20到30分钟左右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停针后麻醉效果也不会立刻消失，而是缓慢下降。”这与临床中一般针刺麻醉施针“诱导”半小时后才能开始手术的实践经验相一致，基础研究结果与临床观察完全符合。
韩济生逐步寻找到了“针刺麻醉”的规律，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韩济生在乡下插队的时候，白天进行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到了晚上，脑海中盘旋着的，依然是自己没有完成的科研。
“科研是一种有目的的探索。你思考入迷了，什么也管不住你。”
1972年，文革还没结束，北京医学院便让韩济生等人回北京继续进行科研。
韩济生分析了1965年得到的人体实验结果，觉得这很像是有一种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参与其中，便开始从动物脑中寻找假想中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我们给兔子扎针，把兔脑里的液体抽出来打到另外一个动物脑子里，那个动物没有接受扎针，可是痛觉也迟钝了，说明针刺镇痛确实有其物质基础。我们白天实验，晚上做统计，数据积累的越多，曲线越光滑，规律性也渐渐明确，我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提出假说，可能有神经递质参与，然后一个一个去确定，一个一个去排除。”这些化学物质，有的是已知的神经递质，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等，有的是作用类似于吗啡的肽类物质，如脑啡肽、内啡肽、强啡肽等。
当施加于穴位的电刺激脉冲频率改变时，脑内产生的化学物质也发生改变，并找到了它的规律，例如每秒2次的低频电刺激引起脑啡肽和内啡肽的释放，每秒100次的高频电刺激引起脊髓中强啡肽的释放。
在这条道路上，朱秀媛给了韩济生很大的帮助。“她化学比我学的好，我的好多科研她也一块儿给出主意，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回家还能继续科研，这是非常好的。要不然，我这样从早忙到晚不停地工作，一般妇女是不会理解的。她把生活有关事务都担起来了。”
而在朱秀媛眼中，韩济生是一个有着无穷动力的人，“我经常问他，不竭的动力来自何处。他说，要是时间给浪费过去了，特别没劲，能做出一点成绩出来，我比什么都高兴。”
所以，朱秀媛知道，对于韩济生而言，能够在疼痛学上有所建树，才是对他而言最大的意义，而自己要做的，就是做好他的后盾。实际上，朱秀媛的科学贡献也是了不起的。朱秀媛是“人工制备麝香”的主要发明人，为此获得201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她挽救了大量麝鹿的生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
“如果说我一辈子有所发现的话，‘穴位上不同频率的电流刺激，会令大脑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这意味着，大脑工作的‘密码’被我们发现了！”
自此，针刺麻醉的机制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让中华特色走出国门
当“针刺麻醉”这一项中国特色的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后，韩济生思考的是，如何让他们的理论被学术界广泛接纳。不过当初他也只是刚刚从事了几年或十几年工作，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做了几件国际上十分有影响力的业绩：
一是在《国际药理毒理年鉴》上发表题为“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原理”的论文，被引用400余次。
二是在美国最重要的卫生研究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办的针灸疗法听证会上作首场大会报告，证明中国针灸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有利于中国针灸疗法推广应用于全世界。
三是连续13年（1990-2001）获得NIH的R01科研基金资助研究针刺镇痛原理，这在美国科学界也是比较罕见的。以后又连续4年（2004-2008）获得NIH重点基金资助研究针刺解除药物成瘾问题。
“想要得到国际认可，有两点是绝对要说明白的，第一，该技术是否真的有临床实效；第二，是否真的有科学道理”。韩济生的演讲让当时的听众非常信服，这次听证会之后，美国设立科研基金资助针刺研究，其他国家也争相仿效，导致针刺有关论文直线上升，至今未衰。“这件事对国际上广泛采用针刺疗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紧接着，韩济生更加频繁地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从1979年到2008年，30年间韩济生曾应邀到27个国家或地区做学术报告，比如“国际麻醉药物研究学会”、“国际疼痛学会”、“国际药理学会”等做大会报告，到哈佛大学、洛克菲勒大学、斯丹福大学、伦敦大学等做学术演讲。
“国际交流对拓展中国医生的眼界，包括加强自己的学科自信，其实有非常大的作用”。
正是因为韩济生在国际会议上的不断争取和努力，1995年，法国一个研究所提出要帮助中国开展疼痛医学临床研究。在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支持下，成功建立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中法疼痛治疗中心。这个治疗中心成为了中国疼痛界的“黄埔军校”，目前活跃在疼痛学界的很多学者都在这里进修过。
“我们每年提出一个主题，比如关注颈椎病、皮质激素用于腰椎痛、胶原酶的临床应用等，这些问题我们都会进行专题讨论，讨论之后形成共识和指南，引导国内刚刚萌发的临床学科向前走。这就是中法疼痛诊疗中心的历史使命。”
在这之前，中国的临床医生大多是去日本学习疼痛学知识。现在，“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我们的疼痛学，我在与国际友人交流的时候，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疼痛科大夫都很羡慕我国目前疼痛学的发展速度，还有我们疼痛科独立建科的制度。上个月，我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疼痛科医生沟通，他们认为大陆是他们的榜样。”
为民除痛的道路永无止境
被学术界认可，只是第一步。
想让疼痛科在中国推广，所面临的困难并不少。首先，当初刚刚起步的中国疼痛医学本身就不够强大；其次，中国自古就有“刮骨疗毒”这样的历史典故，很多人觉得忍受疼痛是一件高尚的品格，并不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然而困难越大，韩济生就越想去征服它。
韩济生的女儿韩一虹说，父亲当年要从天坛逆风骑车30多里路到北医去上班，她有一次央求说：“爸爸，外面风雪太大，你能不能等雪停了再走？”韩济生却笑着回答说：“我能战胜它。”
“遇到困难，要努力想办法克服。有的时候，这个困难里面藏了宝贝的。如果你丧气了，放弃了，那就非常的可惜了。”韩济生说。
“在当初，疼痛科一时半会儿建设不了，那么就另辟蹊径，先成立疼痛学会吧。”因此，我国的疼痛科也是唯一一个“先有学会，后有学科”的科室。
“如果说疼痛学会成立以来，前十年的探索主要是着眼于技术的规范和人才的培养，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要真正取得疼痛医学的大发展，为慢性疼痛患者提供最佳服务，主要还是一个组织的问题。”
出于这样的考虑，2004年，韩济生等人开始积极向当时的卫生部医政司沟通和反映，希望能成立独立的疼痛科。到了2006年，包含吴阶平、韩济生等人在内的18名院士联名“上书”卫生部，呼吁成立疼痛科。
卫生部相关领导认真阅读了这些资料，亲自参加了有关会议，经过两年调查和思考，最后做出决定：在我国二级以上医院成立一级临床科室“疼痛科”，专治慢性疼痛（区别于以治疗急性痛为主的麻醉科）。
疼痛科总算在中国有了“名分”，但对韩济生而言，事情却并没有结束。“我们是创业者，我们要比别人付出更多，也要将社会责任放在肩膀上。”
在疼痛科创建后，韩济生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疼痛科的下一步应该这么走？
“其实，现在只有大医院有较为完善的疼痛科，国家卫生计生委说，60%的县还没有疼痛科，有些只有疼痛门诊，我有时候很着急。”
但就和之前无数次克服其他困难一样，这一次，韩济生依然坚定。“我们疼痛医学研究院成立了一个‘疼痛在线’，每个学科都有一个权威的‘在线’，我们也需要有。还有我们的中国县域医院疼痛专科‘千县工程’。我们想让中国每一个地方的病人，都能减少疼痛。”
“疼痛学科是指路的学科，韩济生院士就是带路的人。”韩济生的学生、我国著名疼痛科专家樊碧发教授这么说。
谈到未来，韩济生觉得，疼痛永远不可消除，但却可以少一点疼痛。“为民除痛是一条道路，我们永远在路上，让疼痛患者早点治疗，治疗的好一点，是我们永远努力的方向，永远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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