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曾经拥有过巨大的荣誉，让国际社会为之震动；最近几十年，在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中，他们似乎沉默了，但不代表着消失，他们仍然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支持着最基层社区的运转。这就是曾被称为“赤脚医生”的150万乡村医生。
除基层政府组织外，医生和教师是公共服务最主要的提供者。当乡村教师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认为，乡村医生这个群体也应引起相应的重视。他们对社区的积极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之高与社会对他们的反馈之少，远超过大多数人的想像。我们的足迹经过江西、云南、陕西、云南、四川等地，试图复原和拉近的是远方的真实，让那些几近分裂的板块能重新连接与拼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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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云南开始，从一位乡村医生平凡的一天开始。
李田芬医生的一天
同往常一样，天刚麻麻亮，李田芬就出门了。她知道，每天这个时候，她工作的湾塘乡阿碑村卫生室外面已有乡民在等待了。
1月24日，最早来到阿碑村卫生室的村民中间有龙滩村的李仁英。她背着不到一岁的女儿，牵着7岁的儿子牛海笑，一家三口步行了五公里的山路，赶早前来问诊。
前一天傍晚，李仁英发现精神不振的儿子牛海笑发起高烧，赶紧带着他来到李田芬的卫生室。待李田芬做完检查，为牛海笑挂上盐水，天色已晚，李仁英只好提着输液袋子，和儿子走路回家。早上牛海笑的烧已经退了不少，但作为妈妈，仍然不放心，一大早再来看一次。
李田英为村民做诊疗
同一个早晨，我们从屏边县城驱车一个小时来到阿碑村时，时间已过9点，窄小的村卫生室里挤满了人，孩子和老人居多，也有个别40来岁的中年人。他们基本上都穿着不同颜色的少数民族服装——屏边作为全国5个苗族自治县之一，当地居民以苗族和彝族为主。
牛海笑静静坐在问诊室的长椅上，四处张望，盼着妈妈进来。卫生室里病人太多，李仁英只能站在外面的院子里，等人少的时候，才能进来陪儿子说说话。
输液室三张一排的病床上还有一个小朋友半躺着在挂盐水，问他哪里不舒服，很低声地回答“头痛”。他穿着单薄，光着脚，这里的孩子一年四季基本只穿凉鞋。他说他叫牛旭，9岁，家在阿卡村，离卫生室有8公里，单程步行要将近2个小时。
群山包围中的这个小小卫生室可以说“门庭若市”。对于前来看病的村民，李田芬尽量第一时间予以接待，耐心地回答着各种问题，调出他们的健康档案，测体温，量血压，开药方，几乎没有时间回答我们的提问。
一位老奶奶慢慢从院子外踱进来，李田芬招呼着“万奶奶”，问了一下她的身体状况，赶紧为她测量血压。李田芬说，这是她“家庭医生”签约的一位高血压病人，名叫万华英，74岁。三年多来，李田芬一直照顾着她的健康，为她监测血压，督促健康饮食，按时服药，身体状态保持得不错，这很让李田芬很开心。
李田英与每一位就诊者告别
像万奶奶这样的签约服务者，李田芬手上有1300多个。她不仅要给这些村民提供日常的基本医疗，还要定期上门收集公共卫生数据，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的病情监测，孕妇和新生儿随访及疫苗种植等，并通过乡卫生院将这些数据输入到国家的卫生数据系统。
除了签约的这些村庄，附近其它村委会所辖的几个村庄，由于地理上更靠近阿碑村，村民们也都来她这里看病，所以她在日常诊疗上要覆盖的总人数实际上达到2400以上。
从清晨到深夜，1月24日这一天李田芬共接诊30多位村民。对她来说，这只是她作为乡村医生17年中最寻常不过的一天。“最早就在我自己家里看病，后来村里建了简陋的卫生室，前几年得益于国家的重视，由政府投资，卫生室达到最基本的要求：60平方米，问诊室、配液室、输液室和药房做到四室分开”，李田芬回忆说。
在阿碑村卫生室就诊的牛旭
2017年7月，暴雨后的一场山洪裹挟着巨石把卫生室冲成了危房，朝向山顶的墙上有多条长达几米的裂缝，李田英说：“一下雨，房子就漏”。她通过村委会向上面打了报告，希望能尽快搬迁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屏边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1/3居民是年收入不到3200元的贫困人口，县财政极度紧张，这个卫生室的搬迁还未正式列入计划。李田芬说：“我更担心病人们的安全。”
在屏边县，80余个乡村卫生室的107名乡村医生守护着数万基层群众的健康。每一天，这一百多个“李田芬们”或在卫生室中望闻问切，或奔走于山间地头，和纳入正式医疗体系的乡镇卫生院及县医院一起，保障着屏边县15.8万人民的健康。
屏边县政府为村民编制的家庭医生手册
基层健康的守护者
作为工作在第一线的基层医务人员，乡村医生们没有周末，没有节日，24小时在线，无论哪户人家，哪怕是半夜突发情况，也是一个电话，他们就要第一时间赶到村民家里。摩托车是他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大山深处还散落着一些不通路的村庄，只能靠两条腿走。在屏边大部分村民的心目中，乡村医生们就像散落在人间的天使，让他们本不富足的生活能过得更加安心。
和乡村教师不同，乡村医生因为没有纳入政府的正规体系，很多时候，这个群体本身也是弱势群体，尤其是他们的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缺乏。在屏边，按所在村庄海拔的不同，乡村医生的基本工资从500元到750元不等，高寒山区的医生比坝子里的最多也就多出200来块。乡村医生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包括公共卫生服务费，这按服务的人数来结，还有药品发放的奖励。
白云乡马村乡村医生到老人家里给老人打点滴
“公共卫生”在当地被简称为“公卫”，主要是为政府收集农村居民的基本健康数据，做好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及妇幼保健工作，任务非常繁重，每个村医管理的村民都在1000人以上，多的甚至达到4000人。他们走访农户之后还要整理档案，输入数据，参加季度考核及年度的学习与培训。让村医们伤心的是，执行“公卫”项目经常得不到村民的理解，比如验血，偏僻地区的村民常常不愿意配合，因为“担心自己的血被采去卖掉”。
在屏边，乡村医生的总收入一般在每月1500-2000元左右，居民相对集中的地区，随着接诊病人的增加，收入会高一些，但工作量也非常惊人，“我们完全是根据诊疗量来结算这部分费用的，”县卫计局工作人员说。随着交通的发展和乡镇卫生院力量的加强，村民们到乡镇卫生院看病方便了，导致乡村医生身上承担的公共卫生的角色越来越突出。
我们来到新华乡西沙坡村时已是午后，村医张明英并不在家，打电话才知她正在田里挖姜。39岁的她独自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第二胎是双胞胎），乡村医生的收入远不足以维持家用，自己在田里种了大片的生姜，在院子里种了些柑桔。她说前段时间姜价好的时候一斤卖2.8元，她忙着公卫调查，没有时间去挖。这段时间稍空了下来，姜价却跌得一斤只有6､7毛了。
张明英的父亲1973年就开始做乡村医生，前几年退休，希望在县城工作的女儿回来接班。经过权衡，张明英决定回来，但无法得到丈夫的理解，最终导致离异。她把三个孩子从县城接了回来，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只好都送到学校寄宿。
新华乡西沙坡村乡村医生张明英为村民测血糖
虽然生活艰辛，张明英却非常开朗。了解当地状况的她完全配合村民们的生活节奏来行医，她说：“我一般五点出门，赶在乡亲们出门之前去检查看病，村民们下地了我就回来，然后就是晚饭后再出门，经常到半夜才回。”考察到安全，她经常要上初二的小侄儿开摩托车送她去附近的村庄。
张明英的心愿是在诊所边上搭一个厨房。“现在我每天都要到妈妈家里搭餐，乡村医生的工作没个准点，经常我带孩子过去时已经没有饭吃了。我自己搭了个简单的厨房，但漏雨漏风得厉害。之前卫生室里没有卫生间，我也是自己出钱找人修的。”
大部分乡村医生没有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只接受过短期的培训，他们中间能考上医师执照的凤毛麟角（全国为12%），也没有社保，少数人自己掏钱买了新农合。有些乡镇给获得乡村医生营业许可的医生们买了医责险，但医保和养老保险等完全是奢望。一位任县人大代表的乡村医生说：县里实在太穷了，在人大上提这个提案没有意义。
新街乡水田村的村民卫生室。很多时候看病就在门口，因为房子太小
交织的幸福与忧愁
在改革开放前，乡村医生们被称为“赤脚医生”，除了为农村群众提供基本诊疗，他们还要靠操持农活养家。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过半，但乡村医生们面临的窘迫状况在屏边这样的贫困地区并没有多少变化。
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8个村子的9个乡村医生，发现他们因为各种现实的原因留在了乡村：有的是子（女）承父业，有的是解决家庭分居问题，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很少人会留在乡村。由于大部分是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即开始工作，目前乡村医生里30-40岁是主体，大部分都已工作在10年以上，也有很大比例在50岁以上，问他们有没有培养接班人的计划，他们都无奈地苦笑“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做这个事呀”。
然而，乡村医生带来的职业尊严支持着他们继续着手中的事业。18岁就开始当村医的王自金管理着新现乡最偏僻的12个村子，最远的村子要骑2个小时的摩托。他说“虽然收入不高，但心里很为这个工作自豪，因为每天做的是救死扶伤的工作”。新荣村的朱子明医生说：“每个村民打电话来说的都是好话呀，快过年了，我每天去吃杀猪饭都吃不完”。
一路走来，每一名村医的脸上都交织着各自的幸福与忧愁。
新华乡河南村乡村医生杨莲英为村民测血糖、量血压
新华乡河南村的乡村医生杨莲英已是三届县人大代表，今年更是名列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她要照顾2000名村民，其中90%已经签约。十年前，经过三个月培训的她匆匆上岗，正式进入乡村医生行列。在繁重的工作中，她自修完中专课程，现在开始上大专的函授。
杨莲英说：“一个季度里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外面跑，每个季度至少要做一次公共卫生调查，许多慢性病人至少两周做一次随访。白天村民们都忙着地里的活，我只能晚上去，常常在晚饭后进村，半夜才回来。我自己一个人不敢跑，就要老公开摩托车送我。”
屏边的村医们也普遍反应，虽然国家给每一名村医配了一体机，可以检查血压、尿酸等，还可以做心电图，但这个一体机太大了，很难背出门。国家期望我们做更多的基本医疗，但专业水平还是不够，希望能多参加一些培训，尤其是慢病管理和中医药方面。
新华乡河南村乡村医生杨莲英为村民做健康检查
许多乡村医生忙不过来，拉着家里人一起做，最后变成了夫妻店、亲子店。比如六斗村的潘华月夫妇，夫妻俩人一起已经做了26年的乡村医生服务，双双面临退休，“现在没有办法考虑接班人”。
虽然困难很多，但我们在调查中也看到，乡村医生的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中，国家也不断加大投入，村医乡管等措施还是有效的。比如在白云乡，经过几年的发展，成效显著，因病致贫率从50%多降到目前的30%。而全国范围因病致贫与返贫的比例在过去几年里反而有提高，从不到40%提高到2016年的42%。
对于乡村医生的状况，卫计部门习惯用“进不去，用不上，留不住”来总结，“进不去”指缺少新鲜血液，“用不上”指专业能力较低，“留不住”指有能力的医务人员不愿意呆在穷乡偏壤。而这三方面正是复星基金会、《健康报》社启动“健康暖心——乡村医生精准扶贫”计划立志要去解决的问题。
不容忘却的初心
2017年12月29日，这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乡村医生”计划用异常低调的方式在北京国家卫生计生委内启动。
在卫计委的领导综述了目前基层卫生面临的复杂形势后，复星的创始人、董事长郭广昌回忆起他的初心。“记得我6岁的时候，被邻居传染了急性肺炎，虽然去横店镇医院看了病，但治疗都是在村里进行的。我还记得，治疗我的那位‘赤脚医生’叫张福生，现在已经是近90岁的老人。他医术不一定高超到哪里，但对村里每一个患者都竭尽所能，像我的急性肺炎，就是靠消炎药加他的土办法治好的，现在也没有任何后遗症。”
“这让我非常感动，也特别感恩于张福生大夫对我的帮助。现在，复星在医药、保险等领域取得一些成绩，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去支持和帮助更多像张福生大夫一样的乡村医生，让他们专业进步、活得也更有尊严，进而让我们农村的兄弟姐妹们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更加健康。这就是‘乡村医生’计划的初心，“郭广昌说。
2月4日下午，在复星集团的全球经理人年会上，复星宣布，27位全球合伙人将对口帮扶24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医生精准扶贫项目，全力支持国家的2020脱贫计划。
启动仪式之后，对内复星联合内部资源，如复星医药、万邦云健康、复星保德信、复星联合保险、微医、和睦家医疗、禅城医院、新华医院等成员企业，内部安排全职执行团队，借调到复星基金会工作，整合资源进行投入；对外，对已选取的中西部12个省、自治区的24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调研，和落地计划的制定，春节后将由全球合伙人带队，开始全面实施项目。除了乡村医生项目，复星还将结合自己的优势产业，在江西、陕西、海南等省进行多方面的扶贫项目。
致力于智造幸福生活，是复星的愿景和使命，同样，复星公益，不设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