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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No.2《新名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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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名字的故事》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二部,描述了埃莱娜和莉拉的青年时代。在她们的人生以最快的速度急遽分化的那些年里,她们共同体验了爱、失去、困惑、挣扎、嫉妒和隐蔽的破坏。

莉拉在结婚当天就发现婚姻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她的初夜几乎是一场强奸。她带着一种强大的破坏欲介入了斯特凡诺的家族生意,似乎成为了她和埃莱娜小时候都想成为的那种女人。久未有身孕的莉拉,和埃莱娜去海边度假休养。而在伊斯基亚岛的那个夏天,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

出于对莉拉所拥有的爱情的愤怒,“我”(埃莱娜)奋力摆脱这个破败、暴力、充满宿仇的街区。“我”成了街区的第一个大学生,并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男孩订婚,甚至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我”以胜利者的形象回到那不勒斯,却发现告别了丑陋婚姻的莉拉,在一家肉食加工厂备受屈辱地打工。

当“我”发现自己的小说,其实完全窃取了莉拉交托给“我”的秘密笔记本里那些独特的力量和灵感,“我”被迫面临一个极度痛苦的问题:“我”和莉拉,到底谁离开了,又是谁留下了?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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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生活还是小说中,一段友谊里,更强大、性格更丰富的那个人会让软弱的那个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但是在埃莱娜和莉拉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埃莱娜,从自身的从属位置中获得了某种才智——那让莉拉失去了方向,心晕目眩。这种过程很难描述,但也正是这一点让我着迷。可以这么说:在莉拉和埃莱娜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件显示了一个人如何从另一人身上汲取力量。但要记住这一点:这不仅表现在她们帮助彼此的层面上,同样也体现为她们互相洗劫,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消耗对方的力量。

——埃莱娜费兰特答意大利《晚邮报》采访(2011


那不勒斯四部曲精彩而又持久地探索了嫉妒——这种最为致命的情感,因它有时候会将自己伪装成爱。

——《纽约书评》


关于女性友谊和命运的意大利史诗……在荷马和奥维德之后,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女性史诗作者。

——《大西洋月刊》


费兰特的行文如此清澈,她的叙述如此率真,摄人心魄,引人入胜。——《经济学人》


对于费兰特而言,小说的首要目的,就是就搅动那些感染的、敞开的伤口,捅开它,让你意识到自己的伤口在哪里,这伤口又从何而来。

——《洛杉矶书评》


埃莱娜必须挣脱她从小要面对的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价值,抵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诱惑,并从莉拉身上获得知识和力量,却又不能被她压倒……现代小说中对友谊最丰富的描写。

——NPR


每个人都应该看有埃莱娜·费兰特署名的任何文字。

——《波士顿环球报》



作者简介

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

埃莱娜·费兰特199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很快引起关注,1995年就被意大利导演马里奥·马尔托内拍摄为同名影片;此后她相继出版小说《被抛弃的日子》(2002) 、《迷失的女儿》(2006)、《夜晚的沙滩》(2007)和散文、访谈集《不确定的碎片》(2003)。

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


   试  读  



接下来的那几天里,莉拉表现得非常活跃积极,简直可以称得上狂热。她开始在新开的肉食店里忙碌,就好像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她早上起得很早,比斯特凡诺还要早。她一边呕吐,一边准备咖啡,弄好了又接着吐。他变得非常体贴,想开车把她送到店里,但莉拉会拒绝,她说她想走走,趁着天气还没有热起来,呼吸早上的新鲜空气。她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那些刚刚修建好的房子中间,一直走到正在装修的店铺。她打开金属帘门,把地板上的油漆擦干净,等着工人和供货商过来,送来称、切片机以及其他设备,她让人把那些东西放在该放的地方,还自己亲手移动那些设备,使布局更加合理。那些看起来很凶恶的粗壮男人,还有很难支使的男孩子,在她跟前都表现得服服帖帖的。因为她还没说完一个指示,就已经亲手做起了那些辛苦的工作,那些人都会很不安地对她大声说:卡拉奇太太!我来!他们都会手忙脚乱地过来帮她。

 

尽管天气炎热,莉拉没什么精神,但她不仅忙于打理新肉食店,有时候会陪着她小姑子去市中心,在马尔蒂里广场上正在装修的店铺里查看,那里的事务都是米凯莱一直在管着,里诺经常也会去看看,他觉得理直气壮,因为一方面他是“赛鲁罗”鞋子的生产者,另一方面他是斯特凡诺的大舅子,而斯特凡诺是索拉拉的股东。在鞋店里,莉拉也是一刻不闲。她视察那里的进展,她登上泥瓦匠的梯子,从高处审视整个店铺的格局,然后下来移动店里的摆设。开始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很快就任凭她折腾了。米凯莱是最有敌意、最爱热嘲冷讽的,他也很快就发现莉拉的建议是对的。

 

“太太。”他还是用那种话中带刺的语气说,“你来帮我把酒吧也收拾一下吧,我会付钱给你的。”

 

插手索拉拉酒吧的事情,这是她想都没有想过的,但当她在马尔蒂里广场上的店铺里面折腾够了,她开始涉足卡拉奇家的老地盘,也就是最早的那家肉食店,她开始经常去那里。她坚决要求斯特凡诺让阿方索待在家里,因为他要学习,开学要参加补考,她促使皮诺奇娅和她母亲一起,经常去马尔蒂里广场的店铺,插手那里的事情。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她把老店铺的里里外外都重新布置了一下,搞得有声有色,空间利用得非常充分。没多久,玛丽亚和皮诺奇娅在店里的位置就被架空了,艾达变得非常重要,她让斯特凡诺给艾达加工资。

 

快到黄昏的时候,我从海滨花园回来,我把几个小姑娘交给文具店老板娘。每次经过莉拉的肉食店,我都会去看看她怎么样,看看她的肚子是不是大起来了。她非常焦虑,脸色不是很好。我问起关于怀孕的事情,要么她不怎么回答,或者她把我拉到店铺外面,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比如说:“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疾病,我身体里很空,很沉重。”然后她就会开始说新肉食店和旧肉食店铺的事,还有马尔蒂里广场上的店铺,还是那种非常蛊惑人心的方式。她想让我相信这些地方非常神奇,会发生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我那么可怜,比不上她。

 

但我已经知道她的伎俩了,我听她说,但我不相信她说的话,即使如此,最后我还是被她既当伙计又当主人的劲头给迷惑了。莉拉在和我说话的同时,还能和顾客还有艾达说话,她的手一刻不停——打开包装袋,切割,称重,然后收钱,找钱。她完全投入到交谈和动作里面,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好像真的忙于一场激烈的、不分领域的斗争,就是为了忘记那个负担,那个她非常不协调地称之为“内部的空洞”的负担。

 

最让我感觉到震撼的是她对待金钱的潇洒态度。她走到收银台,想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金钱对她来说就是那个抽屉,是她童年时期幻想过的保险箱,她可以打开,对别人慷慨解囊。假如收银台里的钱不够(这种情况很少),那她只消看斯特凡诺一眼,他就会像是回到了恋爱时期的慷慨,他会把白大褂拉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问:“你要多少?”莉拉用手指给他示意,丈夫会伸出右胳膊,把钱递给她,她会伸出她修长的手接住。

 

艾达在柜台后面看莉拉的目光,就像看杂志上的影视明星。我想,在那段时间,安东尼奥的妹妹肯定觉得自己好像身处童话之中,每当莉拉拉开抽屉给她钱时,她的眼睛会冒出火花。她丈夫一转身,她就非常自在地把钱给别人。她给艾达钱,因为安东尼奥要去参军,她给帕斯卡莱钱,是因为他要去拔掉三颗牙,而且非常急迫。在九月开始的时候,她还把我拉到了一边,问我要不要买书的钱。

 

“什么书?”

 

“学校里的教科书,当然课外书也一样。”

 

我告诉她奥利维耶罗老师还没有从医院里回来,我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像往常一样给我搞来学校的课本。她听到这话以后,就往我口袋里面塞钱。我挣脱了,拒绝了她的钱,我不想像一个穷亲戚那样,向她要钱。

 

我对她说要等学校开学。而且,文具店的老板娘延长了我的雇佣期,一直要到九月中旬,我可以带几个姑娘去海滨花园,这样我赚的钱就能比预期的多一点,我自己就能买书。她觉得很遗憾,坚持说如果老师没有办法搞到课本,我可以找她。

 

不仅仅是我,我们这帮朋友,面对她的那种慷慨大方,都有些不适应。比如说帕斯卡莱,他不想接受看牙医的钱,觉得自己受到了辱没,但最后他还是拿了那些钱,因为他的脸都变形了,一只眼睛也已经红了,冰敷一点儿用也没有。安东尼奥要接受艾达在工资之外的钱,也觉得很不自在,他不得不说服自己,认为那是对艾达的补偿,因为之前斯特凡诺给艾达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我们都没怎么见过钱,对于十里拉也非常看重,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枚硬币,我们都会欣喜万分。因此莉拉那么大手大脚地把钱给出去,就好像那些根本不是钱,而是一些毫无价值的废铜烂铁,或者废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她在做这些的时候一声不吭,根本不容推辞,就好像小时候她组织大家一起玩游戏,给每个人分配角色的时候一样。她给完钱,很快就会转变话题,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有一天晚上,帕斯卡莱又用那种隐晦的语气对我说:香肠可以卖,鞋子也可以卖,莉娜依然是我们的朋友,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是我们的同盟,我们的同伴,她现在很有钱,但那是她应该得的。是的,那是她应该得的,那些钱不是因为她是卡拉奇太太、是肉食商人孩子未来的母亲才得的,而是因为她设计了“赛鲁罗”鞋子,虽然现在大家好像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们作为她的朋友,都会记得这一点。他说的都是真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围绕着莉拉发生了多少事情。尽管我们那时候才十七岁,但时间围绕着我们,好像是点心房里机器中的黄色奶油,好像变得非常黏稠。莉拉心里始终带着怨恨,她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一个星期天,大约下午三点的时候,天气很晴朗,大海很平静,她出现在海滨花园,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她一个人坐地铁,换了几次公车才到那里,她穿着游泳衣出现在我面前,脸色有些泛青,额头上长了很多痘痘。“狗屎一样的十七年!”她用方言说,但她看起来却很愉快,眼睛里充满了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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