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新药在中国上市很慢，一些国外的好药迟迟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为什么新药上市慢?关键在于药品审评审批的速度慢。去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这对老百姓用药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我国市场上的新药、疫苗、医疗器械上市时间大都落后于欧美，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宫颈癌疫苗，它在国外上市近10年之后，在我国才获准上市。根据我国药监部门提供的数据，2001至2016年发达国家批准上市的433种新药，在中国上市的只有133种。近10年在我国上市的29个典型新药，上市时间也比欧美晚5至7年。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认为：“中国在药品的监管领域没有和国际完全对接，没有进行国际互认。国外药企的临床数据不能直接应用于在中国的申报，这是两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更多把它看成了一种管理权的分割，而没有通过这个权力，看到背后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为了患者的利益。”
国内外临床数据不互认，是导致上市慢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临床试验机构少、审批机构专业人员少、审批流程不合理等原因导致我国药品医疗器械发展速度满足不了公众用药的需求。我国药监部门发布的《201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约120名药审中心工作人员完成了2015年9601件审评任务，但仍然有1.7万件积压。国内一些医药企业说到新药审批都很头疼。
某制药企业董事长表示：“我们从2001年做的第一个新药是治疗骨关节炎，这个新药研发从申请临床，到批准生产，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一半时间是花在审批过程中，只有一半或者一半不到的时间用在临床试验，所以这10年时间大部分都被耽搁在审批上了。”
在中办、国办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将临床试验机构改为备案管理。临床试验是医药审批审评的关键环节。过去，通过认定的临床试验机构仅600余家，能够开展Ⅰ期临床试验的机构仅有100余家。目前，全国现有各级医疗机构98.9万家，其中三级医院2万多家。从资格认定改成备案管理，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都可能成为临床试验机构。
一方面扩大临床试验机构的数量，另一方面，在《意见》中，明确提出接受企业在境外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有条件地接受临床试验数据是加快药物在中国上市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医药产业与国际接轨的需要。2017年6月，我国药监部门成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的成员，ICH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协调国际药品注册标准。这一行动被看作是中国药品监管向国际标准看齐的标志性事件。
据了解，在两年多以前，药品医疗监管体制已经开始了改革。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对这一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药品审评中心工作人员从5年前的100余人增加到600多人。以此为基础，这次两办发布的《意见》总结了近年来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药品上市程序的措施。比如，在申请人事先沟通基础上，将临床试验由明示许可改为默示许可。从明示许可改为默示许可，一字之差，不仅会大大加快审批速度，而且代表着监管思路的重大变化。
现在，为了加速一些用于治疗危重疾病的药品审评，我国药监部门设立了快速通道、优先审评、加速审批、突破性疗法等4条特别审批通道。
2017年10月19日，我国药监部门批准了“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的新药注册申请。这是由我国独立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重组疫苗产品，为我国在埃博拉病毒爆发时有效控制疫情提供保障。据了解，2015年研制企业提出申请，2017年4月该品种正式申报生产注册，药监部门随即将该申请纳入优先审评程序，10月下旬获得批准。
埃博拉疫苗的上市，标志着我国药品有条件批准的开端。在这次两办发布的《意见》中，对这一点有了进一步的明确。《意见》中提到，“对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以及公共卫生方面等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早期、中期指标显示疗效并可预测其临床价值的，可附带条件批准上市。”
这样一个改变，对那些身患大病苦苦等待新药的病患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2017年9月，国外治疗丙肝的特效药已经在中国正式上市，这是中国患者和医生都期盼了很久的事情，可是要让患者真正感受到改革的利好，尽快用上新药，这只是第一步。
由于新药价格昂贵，还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据医生介绍，同样成分疗效的药，合法进口到中国的价格多在五六万元以上，是到印度代购仿制药的三四倍以上，所以患者难以承受，还是只能选择非法渠道。要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涉及到相关机构的综合统筹，在《意见》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改革目标。《意见》中要求，要“完善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建立医疗保险药品支付标准谈判机制，及时按规定将新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支持新药研发。各地可根据疾病防治需要，及时将新药纳入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范围。”
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表示：“尽管晚了一些，这一天还是来了，我们觉得很高兴。但是如果价格高高在上，又不能及时纳入医保或者各种报销的体系，患者还是不能真正享受到改革加快审批带来的红利。希望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能够加强协调，通过国家谈判，能够争取到一个很好的、很低的价格，这样药厂能赚到钱，同时医保也能承担得起。”
药品审评审批的提速不仅对老百姓来说是个好消息，对中国的药企来说，这也是一个大利好，有助于药企增加研发投入、释放创新潜力、提升创新能力，最终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惠及所有民众。
近些年，靶向药、生物制剂等创新型抗癌药物不断涌现，治疗肿瘤在传统化疗之外，有了更精准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这些创新药往往都是进口的专利药，价格昂贵，一般患者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是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痛点。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提出要促进仿制药研发，提升质量疗效，完善支持政策，加上紧接着出台的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这一内一外的变化，让人们对降低药品费用，用上更有效的新药，有了更多期待。
2016年，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启动，两年时间，通过两次国家谈判，已有近20种抗癌药物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日前，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决定从5月1日起，对进口抗癌药物实施零关税。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好药。但是，很多大病、特病都是慢病，尽管有政策补贴、有慈善赠药，患者还是要承担部分费用，而且要长期用药，累积下来负担依然很重。
可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有在质量和疗效上和原专利药一致的替代药品，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鼓励仿创结合，也就是在研发创新药的同时，大力发展仿制药。
4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从促进研发、提升质量到支持政策，提出了15条具体意见。我国是仿制药生产大国，近5000家制药企业，99%都是仿制药企业，近17万个药品批文，95%以上都是仿制药。令人尴尬的是，虽然有些专利药，我们已经有了可替代的仿制药，但是医生出于安全性考虑，临床中，还是更愿意使用上市时间长、疗效确切的专利药，患者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大多数也会选择专利药。
为什么医生和老百姓对国产的仿制药信心不足呢?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史录文2014年受相关部门委托，做过一些课题。调研显示，我国仿制药企业长期过度竞争，低水平重复生产，导致药品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公众信心。
因此，这次《意见》提出，要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制定并定期公布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以需求为导向，加强仿制药技术攻关，将一些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列入国家相关科技计划；加强仿制药技术攻关，引导企业研发、注册和生产紧缺的高质量仿制药。
傅鸿鹏表示：“主要是鼓励五类药品，一个是临床必需，疗效确切但是供应紧缺的品种，另外一个就是儿童用药，还有就是传染病用药，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用药，最后一种是专利即将到期一年之内，仍然没有企业提出仿制申请的这种药品，重点要引导这类药品的研发。”
要让老百姓对仿制药有信心，关键要提升仿制药的质量和疗效。我国医药工业发展历史比较短，对药品的监管审批有个循序渐近的过程。国外的仿制药都是按照和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来审批的，而我国2015年才开始推行这项工作。这次在《意见》中又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
看来，要做出高质量的仿制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创新和仿制，似乎是一对矛盾，但实际上，高质量仿制药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它要对原研药品进行彻底研究，同样需要研发和创新。国产吉非替尼的研发，前后历时6年，投入超过1个亿。
某制药企业集团副总裁说：“要做一个好的仿制药，首先是研发，在研发阶段，生产处方工艺的确立、质量标准的设定，已经决定了药品先天的质量;其次是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如何打造与国际发达国家相一致的质量保证体系，对药品生产质量的一致性也十分关键，所以说只有从研发、生产、运输储存各个环节来进行质量把控，进行药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才能确保最终使用过程中的药品质量。”
因此，在这次《意见》中，从药用辅料到包装材料、工艺水平，再到药品的审评审批、质量监管，对仿制药全产业链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
高质量的仿制药做出来，患者要真正用上，中间还有诸多环节。虽然我们一些仿制药在质量和疗效上，和原研药品一致，但是在市场上的推广却并不理想。有统计数据显示，原研药吉非替尼已经进入我国1200多家医院，而国产吉非替尼仅仅进入我国200多家医院。
某制药企业集团副总裁说：“即使是进院以后，使用方面也有一些限制，比方说有一些省市明确规定，在国家36个谈判品种中，原研药不占药占比，而仿制药占有药占比，如果是占药占比的话，就限制了医院的处方。”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表示：“要想真正让这个产品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后面的政策需要配套，从招标、采购和整个医保报销，进入医院，都需要去构建相应的配套机制。”
因此，在这次《意见》当中，明确提出，要及时将仿制药纳入采购目录，不得对厂家和品牌进行限制，促进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与原研药平等竞争;将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纳入与原研药可相互替代药品目录，在说明书、标签中予以标注，引导激励医生使用，强化药师在药品调配中的作用;同时要加快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和原研药按相同标准支付。
北京朝阳医院总药剂师刘丽宏说：“把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放在采购目录里面去，这样就让医生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哪些药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另外一点就是让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优先，它有制度是优先选择仿制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医保支付，按照(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去支付，这样一个制度的支撑，也对于推动我们仿制药的使用，实际上也是非常有利的。”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表示：“2017年的13号文，也专门讲到药师的作用，就是(处方)开通用名，只要是这两个完全一样，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话，我们应该设定一个政策，有药师质检，可以在同一个通用名下，选择仿制药，价格相对便宜的，这样的话提高了医院使用的比例。”
在北京朝阳医院，记者看到，他们开设的精准用药门诊，一个上午患者不断，这是全国首家药师坐诊的用药门诊。在这家医院，医生开的处方，要先通过药师审核，才能到患者手中，药师的作用，在医疗行为中愈发凸显。不仅要让老百姓用上价格实惠的优质药，还要合理用药、精准用药，这是未来的方向。
老百姓能不能用得上、用得起高质量的仿制药，既关系到能不能减轻患者负担、增加用药选择，关系到国民健康水平，也关系到医药行业可持续发展。而要提高仿制药水平，必须得全链条入手，既要从研发生产上提高药品质量疗效，也要从制度上为仿制药的市场推广、供应保障铺路。这次的新政从促进国产仿制药、扩大进口药两端同时发力，可以说，下的是一盘倒逼药企改革创新，增强竞争力的大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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