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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改一周年:药品费用增幅仅5%,为18年来历史最低

与改革前相比,北京市三级医院诊疗量下降了11.9%,二级医院基本持平,一级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量提高了16.1%。昨日在2018中国医改与现代医院管理交流会上,北京卫计委主任雷海潮分享了这样一组数据,这是北京实行医药分开综合改革1年多的成效体现。

雷海潮认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成效显现”。

但分级诊疗的重要载体医联体建设目前成效还不是很理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表示,“医联体趋势良好,成效一般”。

北京医改周年,药品费用增幅仅为5%

去年4月8日,北京市取消了医院挂号费和诊疗费,设立了差异化的医事服务费。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对基层医疗机构与大型医院差异化的报销政策,去基层医疗机构看病价格更便宜,报销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引导患者在基层收诊、就诊。这也就有了上面这一组数据。

与此同时,医院就诊结构也在发生积极变化,雷海潮讲到,与改革前相比,医院副主任、主任医师、知名专家的门急诊人次分别减少9.7%、25.5%和15.7%,患者选择专家看病更加理性,看专家难的问题有所缓解,有限的专家名医资源能更好地服务于有真正需要的人。

北京在取消挂号费、诊疗费的同时,全面取消了行政区域内3700多家医疗机构的药品加成(不含中药饮片),统一实行阳光采购。

药品“阳光采购”是北京市药品采购的一种新机制,是在原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基础上,坚持以市为单位的集中采购方向和质量、需求、价格相统一的采购原则,进一步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采购中的主体地位,以形成市场主导价格的机制。

雷海潮介绍,改革以来,通过实施药品阳光采购金额累计624亿元,节省药品费用55.1亿元,仅药品阳光采购一项措施就使得药价整体下降8.8%。全市二三级医院药占比已从改革前的43%下降至34%。改革以来北京市医药费用仅增长5%左右,为2000年以来费用增幅最低年份,已累计节省医药费用60多亿元。

此次医改取消了挂号费、诊疗费、取消药品加成,设立医事服务费,实质是对医疗服务、药事服务以及部分管理服务的成本进行补偿,改变医院的收入补偿机制。此次医改还规范调整了435项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其中有升有降。医疗机构收入在总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结构得以优化,含金量提高。

雷海潮介绍,在医改的头三周,医事服务费还不能补偿挂号费、诊疗费、药品加成收入取消的损失,但到了第四周,新设立的医事服务费就能够置换原来的挂号费、诊疗费、药品加成收入。

雷海潮介绍,全国实行药品零加成后,医院综合补偿率能达到80%的只有北京、上海、浙江等六个省市,而北京达到了100%以上。北京建立起了医疗机构新的补偿机制。

而对于改革的后续措施,雷海潮表示北京将继续完善补偿机制、完善分级诊疗,进行公立医院薪酬改革试点,而在医保支付上,将建立300个以上疾病的DRGs,实施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

不调收入结构,医院只会越来越“难受”

北京设立的医事服务费已经能够补偿原来的挂号费、诊疗费、药品加成收入,但正如雷海潮所说,综合补偿率达到80%的只有6个省,其他地区医院的收入结构还待调整。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表示,“(如果)医院不调收入结构,只会越来越难受。”

王虎峰认为,全国推行药品零加成后,没有立马实施耗材零加成,是留有足够的时间给医院调整收入结构。

北京实行医药分开综合改革,规范调整了435项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其中有升有降。例如普通床位费从28元调整为50元,二级护理从7元调整为26元,阑尾切除术从234元调整为560元,针灸从4元调整为26元。通过规范医疗服务项目和收费,补偿了服务成本。

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曾经算过一笔账,该院在北京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当年的4月到12月之间,收取医事服务费增加收入8124万元,取消药品加成、诊疗费和挂号费后,减少收入8345万元,大型设备检查收入减少819万元,手术费、护理费、床位费收入增加1325万元,最后,医院收入增加了285万元。

虽然药品加成取消了,但医事服务费、部分体现医务人员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提升,补偿了医院的收入,也调整了医院的收入结构。

医药分开后,短期内医疗服务价格可以弥补药品加成损失,但长期来看,王虎峰认为应当建立动态化的调价机制。如果医疗服务价格固定不变,医院很有可能再次面临亏损。此外,“以耗材补医”等情况也可能会出现,因而如果不能调整医院收入结构,当耗材零加成来临后,医院会“更难受”。

而医联体建设、分级诊疗作为医改的重头戏,对于调节医院收入结构具有重要作用。会议现场,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分享了该院医联体建设的模式和难点。

医联体建设成效一般,仍需政府主导

“趋势良好,成效一般”,陈勇这样评价该院的医联体建设。

作为早期北京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医院之一,朝阳医院于2012年11月就启动了朝阳医院医疗联盟建设,当时,医联体的概念甚至还没提出。

联盟以朝阳医院为核心单位,与周边1家三级医院、2家二级医院、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组成。

陈勇介绍,联盟建设内各成员单位行政关系和财政来源不变,成立了医疗联盟管理委员会,建立定期管理委员会会议制度。委员会由各医疗机构院长、主任组成。委员会下设有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委员会及办公室既制定了宏观的规划、制度,又负责微观的协调,例如双向转诊、化验检查绿色通道、培训讲课等。

该医联体的工作机制包括建立重点专科对口扶持机制、绿色通道机制、远程会诊机制、业务指导机制等。

陈勇以远程会诊机制为例,介绍了该院的远程医学中心。2017年8月,该院的放射影像远程诊断中心上线,患者可以就近在社区服务中心“拍片”,半小时左右就可以获得朝阳医院放射医师出具的放射影像报告。他表示,医联体内在线阅片、诊断、疑难影像会诊这种模式,方便了患者,也保证了放射诊断水平的同质化,推进了社区医疗质量的提高。

目前,朝阳医院每天为社区医院出具放射诊断报告120—150例。

同时,为了实现双向转诊的流畅,2017年医联体联盟的慢病信息化管理平台投入使用,医联体内成员单位间的病例、化验检查实现了互联互通,慢病患者的医疗信息能够共享。

朝阳医院的“朝阳健康云”移动端和PC端方便患者和医生浏览病例、检查检验等数据,在双向转诊的过程中,提供了一条流畅的信息通路。

为了紧密医联体建设,绩效考核机制也与政府补助挂钩。考核实行百分制,基层医疗机构的政府补助按照人员经费乘以考核得分比核定拨付,同时对于考核合格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奖励,不合格的则限期整改。

但陈勇也直言,医联体建设的成效确实一般,相对于门急诊量来说,双向转诊的人次体量较小,医联体建设四年时,下转住院患者10000余人,上转住院患者也不过千余人次。

“医联体内既有市属医院,也有部队医院,还有区属医院”,隶属关系多样,财政也不统一,陈勇表示,这成为了医联体建设的阻力。

“推动分级诊疗还需政府主导,加强顶层设计。”陈勇说到。王虎峰也认为,医改较为成功的“罗湖模式”是双塔模式,强院长加强局长,因而其中政府的作用不能小视。

陈勇认为,卫生、社保、财政等部门必须政策协同、上下联动,推动构建利益分享、有效激励的分级诊疗体系,让大医院“放得下”、基层医疗机构“接得住”、患者“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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