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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监察委、市场监管总局 多部委联手整肃药企乱象!

针对医药行业内部越发严峻的偷税漏税现象,税务系统已经开始重拳出击!

 

6月6日,成都市国家税务局公布了2017年企业欠税名单。名单显示,欠税金额在200万元以上的一共有39户,共计金额5.97亿元,其中医药企业为14户,占比为35.9%,但金额却高达4.25亿元,占比71.2%。

 

6月7日,成都国税仅隔一天便又公布“成都市十大虚开发票典型案件”,其中排名前两位的均为医药公司,这两起案件总共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6220份,涉案金额总计6.45亿元,税额共计为1.1亿元,已判刑、批捕的涉案人员共计10名。

 

这并不仅是成都一个地方的单独行动。更早的时间,四川省国税局乃至国家税务总局都曾专门发布过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其中医药企业在其中颇为常见。

 

事实上,2017年年初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发布的《2017年税务稽查重点工作安排》便已经将医药医疗行业的专项整治列为重点工作内容,甚至明确提出了整治的重点地区如西藏、安徽等。

 

而最新的2018年税务稽查重点工作安排也已经出台,只是目前仍仅限于内部传阅,未对公众公布。但4月2日全国税务稽查工作视频会议中,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便已经明确的指出,“持续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专项行动”仍将会是接下来工作的重点,而这正是医药行业偷税漏税最常见的手段,因此作为一直以来的重点稽查领域,医药行业没有任何理由在今年会独善其身。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营改增、两票制、金税三期等,不同手段轮番轰炸,将医药行业内税务稽查的迹象已经显露无疑,但这仍然只是国家对于医药行业进行彻底整治的其中一环而已。当前的形势之下,从生产、流通到最终的零售,任何一个环节都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格监管。

 

近两年,医药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监管压力和行业风暴

(一)营改增的影响

2016年5月起,“营改增”全面推开,所有营业税征税项目改征增值税,对企业的最大影响来自于税率调整和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引入。所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从全国联网的增值税系统开具,并且要求交易的票、帐、货相符;并且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货物进出纪录清晰可查。

不论是药品生产企业,还是代理商,都想尽办法以看似真实交易开具的发票冲抵成本和费用,涉税风险就像埋好的定时炸弹,只是没到引爆的时候。

(二)两票制的影响

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在试点的基础上,争取2018年在全国推行“两票制”。

两票制,就是国家要求药品从出厂到进入医院,只能开具两次发票。其中,生产企业向流通企业开具的发票为第一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具的发票为第二票。此项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医药行业盛行的过票、洗钱行为,压缩药品流通环节,净化经营环境。

两票制的执行,迫使药品生产企业从之前的低开票,转变为高开票;企业的账务处理和经营模式面临挑战。而在流通领域,药品代理商、经销商、配送商的角色将被压缩成一个。在整个流通环节的压缩过程中,多票、过票、挂靠、避税行为将大大减少,利润更为透明。想想,有多少个地方的医药商业因为资金链问题、税票问题、利润问题导致停业整顿、被兼并,或者直接不干了。

(三)打虚打骗专项行动的影响

打虚打骗就是打击虚开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作为行政执法的常态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税务与公安、海关和人民银行都已建立部门协作机制,每年都会对打击虚开骗税违法活动作出工作布署。税务总局也会对全国各地的打击情况进行专项统计。

医药行业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重灾区,每年都被确定为打虚打骗的重点行业。总局近年公布的打虚打骗典型案例少不了药企的身影;特别是2016年,10个典型案例中,是药企就占了4个。

(四)实行税收黑名单制度的影响

国务院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于是,2014年7月,税务总局发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建立税收违法黑名单公布制度,惩戒严重涉税违法行为;其中就包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以及虚开普通发票100份或者金额40万元以上的”。

2014年12月,在国家发改委的协调下,税务总局与21个中央部委联合签署了《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地方各级税务局也牵头签署了本地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2016年修订后,共有联合惩戒措施28项,分部门实施;包括:向社会公布违法信息,纳税信用等级降为D级,阻止出境,任职限制,融资参考,禁止高消费,限制、甚至禁止多项经营行为,多部门从严监管,等等。

营改增和两票制给医药行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监管势头更是越来越猛。据统计,全国1.19万家药品商业企业,仅2017年就消失了1000家之多。大小生产企业也面临经营挑战和艰难抉择。

多部门联合行动

 

对于肃清医药行业销售层面出现的乱象,本届政府下的是一盘棋,在改革层面不再是九龙治水,而是从顶层设计上进行考量如何解决当前医药营销根深蒂固的问题。

 

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层面,今年5月17日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的公告》,从5月至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在重点查处上,重点锁定的领域中就明确指出“重点查处医药、教育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净化市场环境。”

 

公告对于重点行为的定义是,“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受交易相对方委托办理相关事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等,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的行为。”

 

而新设立的监察委,机构新成立,但从机构领导设置的层面,不难看出,在医药科班出身,曾在医药商业公司、医院都担任过负责人的杨晓渡出任监察委员会主任,其对医药销售的各个环节,医疗层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而在成立的近段时间以来,频频对医疗机构出手,开始大范围的打击医疗层面的腐败问题,今年的重点工作也在医疗层面。

 

税务核查层面,前文已经提到,近来接连不断的核查风暴,不少企业遭到曝光。2018年税务总局要会同公安、海关和人民银行,在全国范围深入开展跨部门、跨区域打击虚开发票专项行动,“查大案、办铁案”。形成虚开骗税一起打、上下游涉案企业一起查的联动打击模式。而医药购销作为众所周知的重灾区则是此次今年核查的重点。

 

而对药企层面,北京、上海、天津、宁夏等多地频出重拳直指医药商业贿赂,对药代的各种限制层出不群。北京要求医药生产企业关联人员不得进入门诊、病房;天津市则发布了《关于落实天津市卫生计生行业眼里整肃行风中期推动会加强统方技防管理的通知》,在此整顿下,多人被处理,央视对此进行了报道,而天津的规定严厉之处在于,药代私下与医生接触,药企可被停药;上海则是医院则启动了药代积分制+黑名单。

 

而针对药企销售方面的问题打击才刚刚开始,一套组合拳,当前各个层面铺开针对医药销售的动作已经显示出了国家层面正本清源的决心。而在此之后,整个制药行业的各个环节或许都将会迎来高密度的核查,总而言之,行业的净化,是一切行动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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