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领导小组的调整，下一步将如何开展工作，首要任务会是什么呢？来看权威媒体的解读。
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上一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是刘延东。2013年3月，她出任国务院副总理，6月26日以组长身份出席新一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那么，刘延东之前谁是组长？
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
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地方负责人座谈会。当时参加医改领导小组的国务院部门共有16个，主要牵头的是卫生部和国家发改委。
今年，是国务院的换届年，同时，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启动。因此，此次医改领导小组的人员调整，不仅包括正常的人事更替，也体现了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
与两年前相比，副组长从5位增加到6位，多出的一个名额来自医保局——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财政部部长刘昆、人社部部长张纪南、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以及医保局局长胡静林。
国家医疗保障局是此次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国务院直属机构，整合了人社部、卫计委（原）、发改委、民政部的相关职责。5月31日，医保局正式挂牌成立，首任局长为财政部原副部长胡静林。
此外，由于发改委主任何立峰3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本届医改领导小组就有了孙春兰、何立峰两位副国级分任正副组长。
此前，医改领导小组设有办公室，而今年3月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不再设立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其职能整合进新组建的国家卫健委。
因此，新一届医改领导小组设立了秘书处承担日常工作，主任由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亲自兼任，副主任增加到7位，分别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医保局副局长李滔和药监局副局长徐景和。秘书处的具体工作则由卫健委体制改革司承担。
可以看出，虽然没有了实体化的办公室，但秘书处的级别更高、覆盖面更广。
“新一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切实把抗癌药价格降下来。”6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了要求。
在今年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作出了“抗癌药品进口税率力争降到零税率”的承诺。此后，他前往药企、医院考察调研，了解实际情况。4月12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5月1日起，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
图为李克强总理今年4月1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考察民生迫切需求的药品供应及价格。
2个月后，李克强再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抗癌药是救命药，不能税降了价不降。”“我们已经对抗癌药实施了零关税，下一步主要是要严防中间环节层层加价。”于是，他给新一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布置了“任务”。
抗癌药是近来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焦点，媒体敏锐发现，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很关心抗癌药的价格问题。
7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国家医疗保障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7月10日下午，韩正前往国家医保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加快推进抗癌药降价，减轻医药费用负担，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媒体还认为，这轮调整也直接体现出了新时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风向。
今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发布，明确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由于国家医保局职能定位主导药品集中采购、医保目录等市场准入，可以采取药品中标价格与医保支付标准紧密捆绑的方式决定药品供应，因此拥有从源头控制费用的权利，势必将通过改革支付方式调整药品供应，尤其临床急需药品将得到重点聚焦。
近段时间，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等各部门相继发布政策，加大肿瘤药物医保覆盖、通过谈判降低价格已经成为深化医疗保障改革的明确方向，降税目录中的自费药及部分近期获批的创新药可能成为谈判对象。与此同时，鼓励国产高品质仿制药临床使用，实现原研进口药品替代，将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优化统筹支付，未来临床用药升级将彻底改变传统临床用药格局，对于此前用量巨大的药品、辅助用药将在医保控费的天花板下得到直接控制。可以说，医保局加入深改组，将从多个角度直接影响药企经营战略，甚至关乎产品命运。
长期以来，公立医疗机构的处方药销售占国内药品零售总额的七成以上，医院处于买方市场的垄断地位，致使数量众多的医药工商业企业在市场上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医药产业链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
传统的医保对医院的付费方式采取按项目支付，临床医生为获得灰色收益存在过度诊疗的现象，并同医疗机构“以药补医”的经营方式一致。医院终端缺乏降低医疗、药品费用的内在驱动力，医保对医疗机构的约束作用有限，尽管“医药分开”探索多年，但推进速度仍然较慢。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医药付费机制改革的关键节点，深改组组织架构调整，将为实现“医药分开”奠定更加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改革和监管基础，过去依靠药品高定价、渠道空间大，“高举高打”拉动销售的药品营销方式将被改变，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经营行为将产生革命性影响。
有了全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医疗终端也会产生主动降低药品采购价格、优化医疗服务行为的内生动力。
来源 | 济民可信，整理自长安街知事、医药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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