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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很多人都看了
不少人看过之后都象征性的骂了两句
你和我骂的是同一个对象么？
进口药的中国成本
在中国，进口药物的注册审批流程困难重重，有实力拿到进口许可证的，基本上是全球知名的巨头医药公司。
我们都知道，医药巨头公司出现在电影电视里的时候，形象基本不会太好，不是病毒泄露的源头就是幕后大坏蛋。也说不定，好像《爱情灵药》是个例外。
《我不是药神》里面，也不能免俗地勾画了一个不近人情、利欲熏心的格列宁（嗯，一字之差）高层人员。
然而，这种对药企“贪婪”的负面刻画，并不符合事实。
中国的进口药，基本上都是“原研”品种，来自原创研发、最早拥有专利的公司。它们的价格昂贵，首先有着最理所当然的原因：这些公司在研发药物的时候投入了巨量的资金，之后当然要从市场讨回成本。
瑞士的诺华公司从1988年便开始研究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靶向药物。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花费数十亿美元，格列卫横空出世，在2001年5月通过了美国药监局的审查。
做药企，又不是做慈善。药物的专利期一般是20年左右，但从拿到专利到药物上市还有一段延迟，因此，真的能让医药公司拿着专利独霸天下的时间只有十几年，如果不想血本无归，就要在这十几年的专利保护期内，抓紧把巨额的研发成本赚回来。
一款新药的目标受众可能全球也只有几百万人，如果是罕见的病，那么患者将会更少，这些研发成本分摊下来，价格昂贵是无可奈何的事。大多数人都能理解这个事实。如果遏制药企追逐利润的动机，患者根本就见不到这些药的问世。
但是，进口原研药成本高，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它们卖得要比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还要贵。
在中国，一盒格列卫价格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事实上，我们能够买到的进口药，还有第二份中国专属的研发成本。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口药物即使已经在国外安全上市了多年，但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必须重新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是一个烧钱的事，需要收集大量临床数据，动辄耗时三五年。
根据2012年北京大陆药业公司披露的数据，在中国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的成本大约是300-700万美元，而在多数国家，进口药物是不需要重新进行临床实验的。
2009年8月，美国卫生部开始进行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临床试验，然而这种疫苗若想进入中国市场，还得在中国进行额外的三期临床试验 / 视觉中国
不少国家为了节约成本、缩短研发时间，直接将美国药监局批准的药拿来就用，而中国并不承认美国药监局的数据。
另外，早在1990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就牵头成立了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旨在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标准，从而共享数据、降低药物研发的成本。
而这个组织，中国药监局去年才加入，想要达到规范技术标准、节约研发成本的效果，还有至少5-10年的时间要努力。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十年来，全球15家最大的跨国医药集团需要持续在中国投入庞大的科研支出，每年的增幅就达22.5%。
这些多出来的科研投入、行政支出，势必最终要病床上的中国患者来买单。
层层加价
药物研发、审批完毕，钱花了一大堆，但离在临床上与病人相遇，还有漫长的道路。
2013年人民日报的调查报道发现，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在大陆要卖24500元，而香港药房的最低报价约合人民币14800元，一江之隔，每盒药价格相差近一万元。
同年9月7日，在北大卫生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解释了为什么大陆80%的进口原研药价格会高于香港：
“香港没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没有15%的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不会达到20%多。”
一直以来，大陆对绝大部分进口药物收取5%左右的关税。今年4月23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5月1日起，28种进口药实行零关税政策。
进口药的超国民待遇
在《我不是药神》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大量绝望又愤怒的病人集结在格列宁中国公司的门口，向高层抗议药价过高。而高层则不慌不忙地回复说，定价是合理合法的。
要想知道进口药为什么会这么贵，我们必须明白进口药的价格是怎么样定的、上面说到的巨额成本，是怎么分摊到患者头上的。
2000年，国家发改委颁布了《药品政府定价办法》，规定“原研药”可以给予单独定价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国产药物通常有政府指导价，但是进口药中占大多数的“原研药”的价格，是由医药公司自己定的。
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原研药可以自主定价，这是全球通行的规矩。然而，在中国，这个单独定价权还有一个优越之处：
即使原研药20年的专利保护期过了，医药公司依然可以享受单独定价的优惠政策，不需要遵循政府的指导定价。
这就是业内光被人诟病的进口药的所谓“超国民待遇”。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患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反倒更像是刀板上的鱼肉、待宰的羔羊。这时候，无论哪个国家，一般政府都会出面适当管制药品价格，防止医药公司将患者当成勒索对象。
拥有“超国民待遇”的进口药，在医生的处方和患者的桌上依旧有着绝对优势，但又有谁知道它压垮了多少家庭 / 视觉中国
专利权过期之后，国产品种和进口品种的地位本该相同，都应该服从政府的价格管制。然而，在这个环节，政府却对进口医药公司保持了纵容的态度。国产品种会被拼命压价，而进口药则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开出高价钱。
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专利期过了之后，原研药会失去原先的特权，导致价格的大幅下降。
而且在中国，进口原研药有着“凭本事卖的药，凭什么降价”的底气。它们在药效、药品采购招标、药品的使用各个环节都有优势或能得到优待，同时缺乏竞争对手，不需要靠降价就可以占据市场，那它们当然不用考虑降价。
而在各地卫生系统药品的统一招标规程上，有时候会对进口药进行单独招标，有时候会要求中标药品中必须有一种国产药和一种进口药。这样，进口药就无需为了中标而压低价格。
2010年，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发现，全国共存在284种廉价药物的短缺现象，这些多数是医疗机构大量使用的常用药，比如西地兰注射液、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等，如果供应不上，患者只能选择进口药替代。
无论是考虑剧情还是尺度问题，《我不是药神》只给大家指了一个人人可以骂的简易靶子——药企，于是，大家都忙着讨论药物的专利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作恶；但或许，在天价进口药层层加价的诞生过程里，与那些吸血的中间人、监管漏洞及违法行径相比，专利权是最清白无瑕的一个环节了。（文章来自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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