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通过收集各类市场价格、临床使用数据等信息，建立完整的基础数据库，取得知己知彼的有利谈判地位。正是有了充分的准备，并与制药企业经历一番斗智斗勇之后，上一轮医保谈判才取得了谈判品种平均降价50%、抗癌药最高价格降幅达70%的好成绩。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透露，将开展2018年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工作。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已委托相关协会就此次专项谈判工作召开部分企业沟通会。参会的10家外资企业和8家内资企业相关代表表示，将积极配合国家医保局做好本次谈判工作，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真正让患者用上好药、用得起药。
目前绝大多数临床常用、疗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近年来取消药品加成、两票制等药价改革新政不断出台，各地大病保险保障水平也不断提高。随着全方位推进的医保、医疗、医药“三医”联动改革逐步到位，“看病贵”问题正在得到全面纾解。但是，“高价救命药”仍然是众多参保病患，尤其是癌症患者无法回避的沉重负担，也是医改必须面对的难题。
通常情况下，仿制药是导致高价原研药价格大跌的杀手锏。然而，一些在我国销售的高价抗癌药在专利保护期过后，价格也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这是因为国内仿制药在疗效方面与原研药存在差距，患者更倾向于使用疗效确切的原研药。所以，就算国产仿制药价格低廉，也无法撼动国外原研药高企的价格，以及处于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
从目前取得的初步改革成果观察，国家医保目录准入谈判已经成为解决“高价救命药”问题的关键。2016年以来，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别组织开展了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和国家医保目录谈判，39个谈判品种平均降价50%以上，处于全球低价位水平，这些药物已全部纳入省医保支付范围。其中15个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的抗癌药物，在半年时间里已为患者减少支出约29亿元。
医保谈判正在成为打击高价药的杀手锏。有关部门通过收集各类市场价格、临床使用数据等信息，建立完整的基础数据库，取得知己知彼的有利谈判地位。有关部门还拥有具备较高学术地位及临床经验的专家团队，通过遴选组成谈判工作组。正是有了充分的准备，并与制药企业经历一番斗智斗勇之后，上一轮医保谈判才取得了谈判品种平均降价50%、抗癌药最高价格降幅达70%的好成绩。
其实，由医保谈判而形成的以价换量模式，对入选药企而言也是有利可图的。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目前已覆盖13亿多人，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是医保谈判最有力的筹码，一些跨国药企为了拿到更大的市场份额与稳定的销量，甚至主动降低其原研药价格。此前，浙江省通过医保谈判，就让高价抗癌药格列卫通过多买多送的方式，将当地药价降为原价的二折左右。
同时，由医保谈判而形成的降价，基本可以避免此前低价药消失的不正常现象。以往很多药物受政策压力而降价，便宜到一定程度后，厂家不愿生产，商家不愿销售，医生不愿使用，一些患者急需的低价药因此“失踪”。而经过医保谈判形成的药价降低则不同，这种降价完全是市场化行为，相关高价抗癌药物即使经历大幅降价，厂商仍有相当大盈利空间，而且销量提升带来的回报更为丰厚。低价药消失的尴尬，不会出现在医保准入谈判中。
医保谈判最大限度地为广大参保人争取利益，当前已成为促使高价抗癌药降价的最有效手段。同时，有关政府部门还应进一步提升我国医药自主研发能力，督促仿制药行业提高药品质量。具备更强创新能力和更高仿制水平的中国药企，将是未来医保谈判更需要的砝码，也是减轻患者负担的最根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