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改革开放40周年】“非典”抗击者见证广州医疗卫生系统稳步发展！

无论你是新客

或是广州的老广

这些广州的医疗卫生秘密

你可能十个中

有九个不知道

反正小编只了解过几个

先别不服

看完如果你全知道

那就

介绍个大咖给你认识啦

奋斗者

唐小平

湖南资兴人，广州市卫计委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卫计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全国先进工作者，党的十七大代表。1990年从当时的中山医科大学传染病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当时的“广州市传染病医院”即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工作，1997年至1999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从事病毒性肝炎研究，并且多次短期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艾滋病相关研究。

✫2002年9月，任市八医院院长，次年初即率领市八医院医护人员抗击非典；

✫2008年2月，任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2013年3月，任广州市卫生局党委书记；

✫2015年1月，任广州市卫计委党组书记；

✫2016年9月，任广州市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

改革开放伊始，还是湖南农村一名中学生的唐小平，有个简朴的理想：脱贫，有个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不过，很快他就发现，原来世界可以更大。选择到广州读研究生是他人生轨迹的转折：从一名农村学子，到在大城市求学、赴国外深造；从一名医生，到成为医院和卫生行政单位的管理者；从关注传染病，到研究、制订关系到人群全生命周期大健康的政策。

已是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的唐小平说，自己和同龄人一样，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过去的理想，有不少已经实现。在这个过程里，眼前世界不断地开阔，新的追求也在一个个地出现。”

出生、成长在湖南农村，母亲不识字，父亲是乡村小学教书匠，唐小平觉得小时候的自己是“井底之蛙”，“那时的理想就是脱贫、搞个城镇户口。很幸运，中学时赶上恢复高考的好政策，1981年考上了湖南衡阳医学院，进了城。”

上了大学，他才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广州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孔雀东南飞”这一乐府诗句在时代背景下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寓意。“我想考传染病学的研究生，而当时的中山医科大学的传染病学专业是全国最好的之一，所以我特别向往广州。”

唐小平称，考研到广州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从此，个人发展舞台从小地方来到了大城市。1990年从中山医科大学传染病学院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了当时的广州市传染病医院即现在的市第八人民医院工作。没几年，医生出国交流和深造的机会多了起来，高中才开始学英语的唐小平也想争取，便天天捧着本英语词典，“车上、火车上，没事就背单词”。机遇青睐时刻准备着的人，他拿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奖学金，在1997年~1999年作为访问学者到访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从事病毒肝炎研究，并且多次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短期艾滋病研究。

“老实说，上学时对广州印象一般。那时常要在中山医校本部、中山三院两头跑，从中山二路到岗顶，坐公交车我记得最清楚，22路和33路，挤得不得了。咬牙花了差不多近100元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路也不好骑，下完雨后鞋子、裤子都是泥水。”唐小平说，读研时看大连万达和广州太阳神的足球赛，总是捧万达的场，回想起来，大概是对广州还没有归属感的缘故。现在不同了，虽然不一定有时间看，“有恒大、富力的比赛，我都要知道个结果”。

“来广州31年了，我觉得可以自称‘老广州人’了。”唐小平说，这么多年来，广州的环境、交通、治安都在提升，见证生活的城市在不断成长，自己也有了“主人翁”精神。

2002年下半年，他以38岁之龄成为当时广州地区最年轻的三级医院院长，上任第二年即迎来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即“非典”）疫情的挑战。五年之后，调任原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如今，他已从当初的临床传染病专家“转型”成为卫生行政管理者，“以前的目标就是要救治好病人的‘病’，现在更多要考虑卫生健康政策、疾病防控、医疗布局、医改等等，关系到的是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大健康。”

站在更高的视角，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唐小平表示，现在自己的理想已经和广州卫生健康事业目标与任务相融，那就是按照高质量发展、提高平衡性协调性的要求，建设卫生强市、打造健康广州，着力补齐“短板”、筑牢“基础”、建好“高地”，推动广州卫生健康事业走在全国前列，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唐小平的“老本行”是传染病学。几十年来，本地传染病的疾病谱发生很大变化。刚刚参加工作时，“医院里什么传染病都能看得到”，病房的患者不少感染的是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膜炎、流行性出血热、勾端螺旋体病、中毒性痢疾等，这些传染病种现今城市里已十分少见。这些变化要归功于计划免疫政策的推行、环境卫生的改善、医源性传染源的减少以及人们健康素养的提高。当年常见的白喉已经消除、麻疹病例也因为疫苗接种而大幅度下降；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为新生儿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同期的广东成年人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一度高达17.8%，而如今广州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直降到0.4%以下，可以预见将来乙型肝炎病例还会大幅度减少。

与此同时，新发的传染病带来挑战。即便已经15年过去，2003年初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仍然烙印在广州人的记忆中。2002年下半年唐小平刚刚上任市八医院院长。在迎战非典之初，他心里是没底的：非典通过呼吸道途径传染，防护资源不足，口罩是医院后勤人员日夜赶工用12层棉纱缝制的。病人来得多又急，10天之内全院住了140多个非典患者，最多时有30多个人同时上呼吸机，在没有中央供氧的情况下，高峰期一个护士一晚上要换几十瓶氧气。

随着非典疫情进展，广州陆续出现一线医护人员感染病例。市八医院收治的都是传染性最强的一、二代病人，也有一批医护人员相继中招。“我们冥思苦想，这个病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那么多医务人员感染，和病房不通风的环境有密切关系。”可是，那时缺少用于隔离传染病人的负压病房。怎么办？自己用简易方法现造！两天之内，市八医院收治非典患者的两层楼内，装了200台左右的大马力风扇24小时不间断地开着，中间走廊两头窗户上各装六台风扇向内输送新风，每间病房分别在门口窗户上和出口窗户上各装三台风扇分别往内送风、往窗外排风，在密闭环境中形成“人工负压病房”。到2月20日后，市八医院在非典疫情中再也没有医护人员被传染。时任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专家组主要成员、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著名流行病专家詹姆斯·马奎尔来到广州了解疫情时，在市八医院现场对这一举措大为赞赏，称这是解决问题的“创造性发明”。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广州地区最早收治非典患者的医院之一，也是全国收治病人最多、时间最长、病死率最低的医院之一。作为老牌传染病专科医院，该院在非典疫情期间的院内感染防控、消毒隔离、诊断治疗指南，都多次作为经验在全国及国际上介绍，仅唐小平本人就先后到过香港、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美国等地介绍过经验。“非典之前，传染病院改名‘市八医院’没多久，有的的士司机都不知道‘市八医院’是在哪里。非典之后，‘市八医院’名声大振。”唐小平回忆。

同样印记在唐小平记忆深处的，是一名他治疗过的艾滋病患者。住进市八医院时出现了多种并发症，肺部多重感染，严重呼吸困难，生命奄奄一息，经过悉心治疗，他病情好转稳定出院，后来经营起小生意，现在生活和常人无异，“他开超市、开红酒店，我都去捧场。他们两口子都是艾滋病患者，经过抗病毒治疗及实施母婴阻断生下了健康的宝宝，现在已经在读初中了。”唐小平说，在抗病毒治疗在全国普及以前，艾滋病患者年病死率在30%以上，这一数字现在已降到3%以下，2004年，国家出台了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艾滋病人免费抗病毒治疗，现在市八医院大部分艾滋病患者都在门诊随访治疗，日常一样学习、工作，还可以结婚，有的还生儿育女。“很多我90年代开始治疗的（艾滋病）病人，现在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生活。艾滋病已从二十世纪的“世纪瘟疫”、“世纪绝症”转化成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在欧美国家艾滋病人的寿命已接近正常人，想到这里，我就感到特别自豪。”

非典疫情中暴露出当时国内社会管理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的“软肋”。疫情过后，痛定思痛，这一役促成了国内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逐步建立。“非典之后我们吸取了教训，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加大投入，建立了传染病防控体系、应急救治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各政府部门和各地区间的传染病联防联控和信息通报机制，也大大完善。”广州传染病防控中的两大重点单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与市八医院嘉禾院区同期立项，在亚运会前同时投入使用，现前者已是国内省会城市最好的疾控中心之一，后者成为以传染病、肝病为特色的大型综合医院，嘉禾院区二期工程即将竣工，第三期工程正在规划中。广州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在非典疫情之后已大大提高。其后的汶川地震救援、2008年冰雪灾害、甲流疫情以及近年来的禽流感、登革热等疫情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和应对，打的都是“有准备之战”。

图为广州红会医院举行空中救援演练。@视觉中国

2009年4月24日，WHO报道墨西哥“猪流感”事件，5月18日广州报告了省内首例输入病例。后来，这种新发传染病命名为“甲流”，且被发现虽然传染性强，但是症状、重症率、病死率和普通流感没有大差异。但当时在病例尚少、医学界对其知之甚少、情况不甚明了时，市委市政府按照“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的原则，迅速组织建立起多部门参与的、行之有效的应对甲流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及时研究部署防控措施，揭开了全市抗击甲流大流行的序幕。

在“外堵输入”的防控阶段，一对墨西哥父子在广州入境时被发现有疑似流感症状，由卫生部门进一步诊治排查。时任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唐小平当时分管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应急等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到他们住的宾馆里，防护措施穿戴齐全，为他们进行检验，动员他们主动接受隔离观察。”唐小平回忆，父子俩起初强硬地拒绝配合。唐小平用英语和他们交流得知，原来两人此行是为了做生意，担心耽误了签约。“我好声好气地解释这个病的情况，又给他们说了不少好话，把他们的饮食照顾妥当，他们需要什么都帮他们买，可以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来终于得到他们的理解和配合。”那段时间，唐小平做了不少“说客”的工作。

去年7月15日零时，广州地区公立医院启动综合改革，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执行新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152家公立医院全部都纳入本次改革范围，同步联动推进，实施同城同策、同级同价，这是广州本次医改的原则，亦是一大亮点。这是因为，广州的公立医院所属关系多样，既有省属、部属，也有市属、区属，还有部队、武警、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在穗举办的公立医院，在这次改革中统一属地管理，按照广州医改方案执行。而在国内其他城市，就有因为不同所属关系的医院分开改革，而造成同级医院不同价的情况。

这时，唐小平是市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同时也是广州市医改办主任，肩负协调各相关部门的责任。“所有广州地区公立医院改革由广州统筹协调、统一推进”这一原则，是在去年5月19日才正式明确，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医改在7月就需要启动。而医改方案的制定和执行，牵涉卫计委、发改委、人社局等多个部门，时间紧，任务重，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唐小平回忆道，“非典”时期倒头就能睡的他现在失眠了，“医改是个系统工程，有一大摊子事要管。半夜醒来上厕所，再躺下就睡不着了，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协调各家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医疗服务价格怎么调整才到位，对医院的补偿怎么实现，老百姓对医改政策的反响如何……”

进入7月，医改方案已定型，各家医院提前半个月进行新旧收费系统对接的预演，“收费的改变需要大量工作，患者的感受是最直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很大，不能出岔子。”13、14日那两天，唐小平和同事们分小组到各个医院一遍遍地巡查信息系统的情况。“15日零点刚过，我们在市一医院的一个会议室里，看着大屏幕上的进度条从0走到100%，说明新旧收费系统对接成功。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大家都很激动，自发地鼓起掌来。”

一年多来，广州公立医院诊疗人次下降、医保病人医疗费自付部分下降、药品费用占比下降，技术劳务性收入占比上升，符合改革预期。但唐小平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广州的短板也还是不少”。他坦言，广州优质医疗资源布局仍欠均衡，黄埔、南沙、增城等区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平衡不协调，家庭医生签约后的履约能力和签约居民的需求相比仍有距离。

唐小平表示，未来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展望2020年，我们仍要着力补齐‘短板’、筑牢‘基础’、建好‘高地’。”

1987年

广州市卫生局印发了《广州市属医院实行责、权、利相结合承包责任制合同方案》，鼓励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服务，规定医疗机构开展服务收入可用于改善办公条件和职工福利，收支结余部分可自主分配等。

1997年7月

广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广州市卫生工作大会，出台《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中心，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体现社会公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全面推进广州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03年

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广州市本地疫情前后持续4个月，共报告病例1284例，其中本地感染发病1062例，死亡43例，包括4名殉职的医务人员。

2009年

启动新一轮医改工作，全面推进五项重点改革，深化广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工作。

2010年

为广州亚（残）运会提供医疗保障，实现亚运会医疗卫生保障 “零食品安全事件、零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零医疗卫生投诉”的工作目标。

2017年

广州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建设卫生强市的实施意见》及4个三年行动计划配套文件；广州地区152家公立医院同步启动综合改革，取消15%药品加成，逐步建立新的运行机制。

广州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量位居全国前列，2017年底，广州地区有医疗卫生机构4058家，医院243家，其中三级医院58家，三甲医院38家，全国百强综合医院10家。华南地区排名前20的医院有14家在广州。国家临床重点专科97个。

与此同时，广州地区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2017年，全市医疗机构诊疗数1.53亿人次，出院数299.70万人次，医疗机构病床平均使用率为88.21%，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为9.1天，医疗服务工作效率明显提高。目前，广州市免费为常住居民提供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项目经费补助标准从2009年人均25元提高至2017年60元。

经过长期发展，广州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渐趋完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15分钟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圈和30分钟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圈基本建成。

2017年，广州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1.96岁，户籍孕产妇死亡率为7.22/10万，婴儿死亡率2.49‰。据介绍，这3项居民健康水平综合指标均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近年来，广州市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2017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为4882.79万人次，比上年增加541.0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了12%，基层门诊量占医疗机构诊疗总量的31.96%。目前，全市有9个“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个“全国百佳乡镇卫生院”，19个全国“优质服务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9个获国家卫生计生委命名的“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广州市也在全面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在花都、从化两区组建紧密型医联体。目前全市共组建医联体144个，所有三级公立医院均参与医联体建设。2017年，广州出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新政。目前，全市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镇卫生院开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居民450.68万人、签约率33.38%；签约重点人群220.03万人、重点人群签约率71.14%。

根据《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的通知》（1985年）和广东省政府《批转省卫生厅关于改革医疗卫生单位管理体制的通知》（1988年）精神，实行多渠道办医，增加服务供给，对医疗卫生实行放权、让利、搞活、鼓励创收和自我发展的政策。1987年，广州市卫生局印发了《广州市属医院实行责、权、利相结合承包责任制合同方案》，提出院、所、站长负责制，鼓励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服务，规定医疗机构开展服务收入可用于改善办公条件和职工福利，收支结余部分可自主分配等。通过 “放活”医疗卫生服务，充分调动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医疗服务的能力全面提升。

1996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大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1997年7月，广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广州市卫生工作大会，出台《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中心，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体现社会公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全面推进广州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广州市委、市政府于2009年起启动新一轮医改工作，全面推进五项重点改革，深化广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工作。其后印发多份文件，旨在解决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瓶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2017年7月，在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4年后，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州地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穗府办〔2017〕30号）。7月15日零时改革正式启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152家公立医院，全部同时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执行新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一年来，医改监测结果呈“三降一升”趋势：公立医院诊疗人次下降、医保病人医疗费自付部分下降、药品费用占比下降，技术劳务性收入占比上升，符合改革预期。今年12月底，广州地区公立医院将同时取消耗材加成。广州将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继续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健全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综合监管制度等五项基本医疗制度建设。

医改的道路没有终点，仍在向着更高、更广、更深的方向不断前进，作为广州医改的主导者和见证者，唐小平亲眼目睹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像他这般凭借自身努力，一步一步描绘医改红利蓝图，未来医改项目在卫计系统的支持下，亦会从无到有，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