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赛柏蓝 作者：司徒阳明
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此次大会，反映出高层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
而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关人士介绍，会议第一天上午，主席花了两个半小时讲卫生和健康，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对“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下午总理又是两个小时的报告，第二天分组讨论，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实现会议提出的目标。
他对参加会议一个最深的感受是，大健康已经成为国家优先战略，医药产业发展前景大好。习近平在大会上提出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是不同寻常的表述，意味着未来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不仅仅是卫计委一个部委，一个部门的事情，会全盘布局。本次会议不仅仅是高层悉数到场，而且各部委一把手、全国各省省委书记、省长带领重要部门负责人都来参会。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26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高层密集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健康产业未来要有大发展，中央、地方对大健康产业投入都会大大增加。这其中必然会带来医药产业的增加。
众所周知的是，2009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3年8500亿的投资计划，这直接促进了医药行业规模的扩大。当时，医药圈最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医药产业将迎来黄金十年。虽然现在医改逐步深入，黄金十年的说法没人再提，但是，当年的高速增长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医药产业又面临新一轮发展好时机，中央和政府要增加的投入，对医药产业来说又是新一轮的机会。
地方投入也要有保障了
中央财政投入增加自不必说，未来地方财政投入增加有保障吗？
中国有句俗话“有多少钱就办多大的事儿”，医院为什么不给医护人员开高薪资，中央意见那么好，为什么传递下来就变了味？地方政府没钱啊！
然而一个规格相当之高的文件，孕育了22年终于出台了，这对于医药圈来说就是春天。
8月2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文件，其中讲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怎么花钱的事，尤其提到今后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与责权问题。
“分税制”影响下的22年：钱跟不上
一提到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必然会联想到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这场改革被认为具有标志性和转折性意义，一直影响到现在。
改革开放后，为激活地方的活力，开始“分灶吃饭”。中央充分授权地方去闯去试，获得的财政收益也更大程度上倾向于留给地方。大包干的财政体制，使地方拥有相当财权，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削弱，形成了“弱中央”状态。以至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财政有些捉襟见肘。
为了改变这种“弱势”，中央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主要是收钱收权。果不其然，立竿见影。这一改革，彻底扭转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格局。财权的上收，中央对地方也有了更大的指挥权。但对地方来说，责任一大堆，钱却跟不上，这就尴尬了。
地方政府对医疗投入减少，医院和医务人员挣钱养活医院和自己
所以，分税制后，筹钱发展，成为很多地方政府最最着急的事。这其中就苦了医疗、教育这些本该属于政府支出的公共服务。在地方财政上，很快形成了土地财政，快速推高了房价；在医疗上，许多地方政府对于公立医院的投入急剧减少，有的甚至零投入，让医院和医务人员挣钱养活医院和自己。
《国际统计年鉴》201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10.60%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平均水平为5.28%的低收入国家；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在医疗卫生总支出中的比重较低，且低于我国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卫生支出在卫生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包括医疗在内的非营利性领域如教育等，都不同程度被甩了包袱。
于是允许医院可以有15%的药品加成，明扣和暗扣随之而来，形成了扭曲的“以药养医”医疗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全国统一标准，以中央为主承担支出责任
《意见》明确，要逐步将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业、粮食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明确各承担主体的职责。
《意见》还强调，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体现国民待遇和公民权利、涉及全国统一市场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财政事权，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义务教育等，可以研究制定全国统一标准，并由中央与地方按比例或以中央为主承担支出责任。
这将意味着在包括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内，将由原有的主要让地方承担支出责任，变为中央和地方按比例甚至以中央为主承担支出责任。
换句话说，之前以当地政府财政为主，现在以中央财政为主，或者按比例分摊，也就说中央财政将要在基本医疗上花大钱了！
颠覆“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医药产业还将大发展
分税制延续了22年，其间权、责、利三者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格局中没有做到很好地平衡，基层政府顶着巨大的压力，却得不到更多的财权，严重影响了基层改革的积极性。所以，很多“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改革领域，中央的政策往往会碰到地方的软抵制。这一来一去，改革也就耽误了下来。
所以，这一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如果能明确权责，授予地方与事权相配的财权，在分级诊疗大背景下，相信会对激发地方改革积极性有所助益，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中央出大钱，相信那些之前对基层医务人员补助多少由当地政府决定的意见也将会减少，更能体现基层医务人员劳有所得。
从文件来看，分级诊疗制度下的基本医疗是明显的受益方，药企未来可以在此方面着力，不过，受益方肯定不止基础医疗，整个医药产业都将大大受益。国家对健康产业的高度重视，必将带来医药产业新一轮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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