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中国人都对“看病难”深有体会,“看病难”首先就是“挂号难”——为了挂上专家号,人们往往需要提前数小时,甚至通宵排队。十几块钱的专家号往往被号贩子卖到数百元,至于两三百元的特需门诊号,能碰上两三千的黄牛价已算走运。
医疗资源不均导致挂号难
1949年后,全中国人的医疗保障都处于计划体制之下,挂号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生病之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指定医院就诊,再根据病情转诊。看病难的终极成因,还是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拿2009年举例,中国每千人拥有医生人数为1.4,而美国为2.4,英国为2.7,澳大利亚为3.0,意大利为3.5,德国为3.6,瑞士为4.1。
这只是平均数,考虑到东西差异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优质医疗资源的服务对象,中国医疗资源的匮乏程度应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统计显示,全国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一般人有钱也不一定能享受得到。
政府投入方向导致卫生总费用在城乡之间分布严重失衡,城乡二元差距不断拉大。据测算,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4.9%,1998年为24.9%,而2000年仅为22.5%。
在政府投入方面,1998年政府卫生投入为587.2亿元,其中用于农村的卫生费用只有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城镇人口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0元的医疗卫生服务,而乡村人口这一数值是10.7元。
在医疗保障方面也是如此,不仅总体保障人数在下降,而且又由于由于参加医保缴费门槛的原因,低收入者的参保率很低。
相比医疗资源的整体匮乏,中国高精尖医疗设备的占有率却已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明显过剩。以伽马刀为例,瑞典是发明伽马刀的国家,全国只有1台.而在中国,仅报到卫生部的就有三四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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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对基层医疗质量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加剧了医疗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北京部分三甲医院外地患者占到60%的比例,其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非危重疑难病例。
这就造成了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大医院就医拥挤,挂号困难,同时也浪费了外地小城市的社区医院或者农村的乡镇医院医疗资源,异地就医也增加了患者的经济投入成本,难上加难。
除了“看病难”,“以药养医”的体制也造成了“看病贵”,国家允许医院可从药品销售收入中获得 7% ~ 15%的分成,借以补偿医院和医生收入。在此分成机制下,可能激励医生利用其信息和专业优势,诱导患者“多吃药” 、“吃贵药 ”。
在中国的医疗环境下,普通人想要放心治病,或许移动医疗是无奈之下相对靠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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