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小道经方
在中医学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名医。名医的成功无疑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但其中个人努力奋斗的历程更值得研究。本文对历史上名医的学医经验有选择地加以分析，以探讨个中的成功之道。
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少年做客馆主管时发现了军人长桑君经常来此住宿。扁鹊认为他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于是就热情谨慎地款待他。如此十年，终于感动了长桑君，讲禁方传授与他。扁鹊以上池之水饮之而能洞察人之脏腑，遂成名医。从《史记》这段记载来看，求师的道路是何等的艰辛。在那医疗条件相对匮乏的时代，欲得真传，除了像扁鹊那样真传地尊师重道，别无他径。试想，如果扁鹊还像对待其他客人那样对待长桑君，那么，长桑君宁肯讲禁方带入坟墓，恐怕也不会传给他的。
淳于意是汉代名医。《史记》载其“少而喜方术”，“然医药方试多不验者”。后求教于公乘阳庆。公乘阳庆让他完全抛开过去所学，认为那些不正确。此后才“悉以禁方予之”，淳于意遵之而成名医。这则典故告诉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所学皆非，就要勇敢地否定自己，忍痛割爱，吐故纳新，而绝不能存在丝毫抱残守缺的恋旧情结。同时也说明抱一孔之见不利于接受新知识。虚怀若谷，一片空灵才是求学的正确心态。
生于医学世家的叶天士是清代温病学宗师。相传叶氏学医曾先后拜师十七人，至于究竟拜了哪些人，却无从考证。中医学是经验性极强的科学，但仅凭个人的点滴积累是远远满足不了临床需要的。而一家之言又往往失之局限造成门户之短见。因此，历史上许多名医都是广拜名师，融百家精华于一炉。叶氏拜师之多，可谓其中之典范。拜师就要拜名师，但又不限于名师。凡有一技之长于己者，均可登门请教。“师无常师，唯长是师”，应当作为求师的根本标准。
徐灵胎，清代著名医学家。徐氏学医，既无家传，更无师承，全凭读书自学。其在《医学源流论》自序中说“余少时颇有志于穷经，而骨肉数人疾病连年，死亡略尽。于是博览方书，寝食俱废，如是数年……”《慎疾刍言》序中又云“五十年中，批阅之书约千余卷，泛览之书约万余卷，每过几时，必悔从前疏漏，盖学以年进也……”徐氏读书，诚乃多矣。观其读书之法，又有批阅与泛览之别。事实上，徐灵胎的医学造诣也相当高深，其著作中的许多观点都让今人为之叹服，如“用药如用兵论”，“医非人人可学论”等等。而他的临床经验也相当丰富，曾两次应诏进京诊疾，名噪一时。毫无疑问，徐氏的这些成就与他的博览群书是分不开的。
王清任是独具魅力的中医学实践家。说他有魅力，是因为他具有大胆怀疑，勇于探索的精神。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王氏学医亦然，他并不拘于前人之说。为弄清人体脏腑结构，他不但亲临刑场和义冢观察尸体，而且还解剖鸡、鸭、牛、马等动物并与人体内脏进行对照，画了２０多幅脏腑图。他重视瘀血致病，创制了一系列活血化瘀方。正是凭着这种实证精神，他写出了《医林改错》这一奇书。是书虽薄，却是王氏亲眼所见，亲治其症，屡验方法的真实记载。比起那些抄书公们人云亦云的等身巨著，这本小书便显得弥足珍贵了。至于道听途说者的耳食之学，更是不值一提了。
胡希恕，著名经方家。刘渡舟先生赞誉他为“经方学派的大师”，日本汉方界称他为“中国有独特理论体系的著名的《伤寒论》研究者，经方家。”胡氏是如何学医的？从《经方传真》的刘序中可窥一斑。序中说“（胡氏）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则大为提高。”由此可见，在胡氏学医的过程中，《皇汉医学》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该书是日本人汤本求真所著。汤本原为西医出身，因女儿患痢西医无奈而殁，遂发奋研究中医。胡氏的经历说明日本汉方也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毕竟彼此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科学无国界，治病看疗效。”对此，我们不该存门户之见。
岳美中，现代名老中医。岳氏学医，同徐灵胎一样，也是中年入道自学成才。岳氏读书，强调宁涩勿滑，具体表现在对经典著作要读熟、嚼透、消化。在弄清总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细抠，不论字音、字义、词义都要设法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了了之。更不能用望文生义的办法或拿今天意思生搬硬套。岳氏认为，这样读书看似涩滞难前，但日积月累却是似慢实快。不求快，但求实，一代宗师肺腑心得，值得我辈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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