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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读物《国宝同仁堂》第一章 风雨崛起同仁堂(2)

第一章 风雨崛起同仁堂(2)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目供职太医院



  清朝的太医院成立于清顺治元年(1644),创立时基本沿袭了明朝旧制。太医院的最高领导称为“院使”,是正五品的官员,以下为“左院判”、“右院判”。院使和院判相当于现在的院长、副院长,然后是御医,御医为正八品。御医以下为吏目、院士、医士等。吏目一般为九品或从九品。清康熙九年(1670),虽然对御医、吏目的级别似有提高,“许服六品冠带”,但“原品给俸每年白银六十两”,可见实际待遇并没有提高。御医、吏目、院士、医士也都统称为“太医”。因为吏目虽在御医之下,却在医士、院士之上,可算是“副高”职称,相当于现在的副主任医师。九品或从九品在清代“九品十八级”的官制中是很低的,即使到了宣统年间,太医院的官职被提高后,吏目的品级最高也只有八品。可见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医生的地位并不高。历史上,也出过一品御医,那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位宫女趁嘉靖熟睡时想把他勒死,虽然没有成功,却使嘉靖皇帝一度昏迷不醒。前来急救的御医许绅知道,如果皇帝驾崩,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情急之中,他只好豁将出去,以违反常规的方法,施猛药急救,居然将嘉靖救活了。这位御医因此被晋升为“一品”。不过,这是拿命赌来的。


  乐显扬能成为太医院的吏目可不容易。按当时的制度,他要么是因为治好了某个达官显贵的病,被推荐进入太医院;或者是通过考试,进入太医院后,又经过寒窗苦读才成为太医。无论是通过哪条途径,被推荐和通过严格的考试,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了这重重关口,才能成为太医院的“医士”。熬够一定的年头,“院士”又出现空缺时,才有可能考院士。这样一年年地熬,一次次地考,一步步地升,没有十年工夫的修炼,别想“修成正果”。乐显扬就是经年累月伴着一盏青灯,苦读着一卷卷医学典籍,处处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也凭着长期行医得来的宝贵经验,才成为“吏目”。


  在太医院,乐显扬充分利用这里的优越条件,研读了大量医学典籍和珍贵的皇家医案,尤其是对大量古方、验方、宫廷秘方进行了鉴定和整理,确定了它们的适用病症,分清了它们的君臣佐使,弄清了它们的配伍要点,辨明了它们的毒副作用,为同仁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四日,一道诏书突然传到位于东江米巷(即现在的东交民巷)的太医院,乐显扬奉命迎接诏书。一时间人们都在纷纷猜度:乐显扬有福还是有祸?


  之所以不知是祸是福,这还得从乐显扬的为人行医说起。


  “他学识好,医术高,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因为世代家传,不仅制药严格按炮炙法,又极善分辨药材,早就应当高升了。”


  “仁兄说的是。他为人质朴,谦恭简约,处事谨慎,配药时一丝不苟,应当受封赏。”


  还有人讲起了这样一件事。因为乐显扬医术高明,又是太医,有不少人到他的家中求医。有一天,有一对父母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来看病。原来,这孩子得了一种怪病,身上奇痒难耐,一双小手总是在身上抓。问他吃什么了,干什么了,他一概不说,只是摇头。父母带着孩子找了好几位医生,不仅说不清病因,有的甚至赶紧把他们往外赶,怕孩子是得了天花。到了乐家,乐显扬十分认真地为孩子号了脉,看了孩子身上的痛痒之处,又问了孩子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孩子还是不答一句。如果是那些只图赚钱的医生,就会胡乱说上一气,再开些药,把病人打发走了事。可是乐显扬不这样,他决定到孩子的家中实地勘察一番。乐显扬亲自登门诊病,让病人家属非常感动,甚至有些诚惶诚恐。要知道,这可是“太医”,是给皇上皇子看病的大夫!乐显扬仔细观察了一下病人的家,他来到后院时,孩子的父母都劝他:“这儿除了堆旧物的破棚子、一棵枣树、几蓬杂草以外,什么也没有。您就别在这儿久留了。”


  可是乐显扬却坚持在那里细细观察。他看见枣树下扔着半截竹竿,还有几颗没有成熟的大青枣,就笑了笑,告诉孩子的父母:“你们去买些膏药来,不用买什么好的,最便宜的纸膏药就行。把它烤热了,孩子哪儿痒往哪儿贴,贴上后,揭下来;再贴上去,再揭下来。这样反复多次,孩子的病就能好。”


  孩子的父母将信将疑,把膏药买来一试,果然把孩子的怪病治好了。孩子的父母感到很奇怪,就问乐显扬,孩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乐显扬哈哈一笑说:“要告诉你们可以,可是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答应我。”


  “您治好了孩子的病,我们正发愁该怎么谢您才好呢。不要说一个条件,就是一百个,我们也答应。”


  “我这条件不高,就是不要打孩子。”


  “行,行!”两口子满口应承。


  原来,乐显扬从那些掉在地上的青枣和半截竹竿想到,这是孩子看到满树的大青枣,嘴馋了,不待大枣成熟,就想打着吃。可是孩子个矮,竹竿又短,情急之中,就爬到树上,用那半截竹竿打枣。枣树上有一种叫作“洋剌子”的毛虫,它的毛刺沾到人身上,又疼又痒,孩子不幸中招!本来这也不算什么病,北京枣树多,民间许多人都知道用膏药可以治“洋剌子”蜇的偏方,可是孩子一犯错就挨打,已经被打怕了,就缄口不说爬树打枣的事,医生们自然也就查不出病因。这是一件小事,可是传遍京师街巷,说太医院的御医竟然给一个穷家小户的孩子治这种小病,没有悬壶济世的仁心,谁会这样做?太医院的声望也因此大大提高。


  大家听了,都连连称赞乐显扬为百姓排忧解难,不分尊卑,一视同仁,确实可佳。


  可是有位城府很深的太医却说:“他虽然医术高超,谦恭勤勉,处世却不合时宜,做事也不守定规,恐会影响前程。”


  大家请他细言究竟,他却不说了。原来,太医院的职位级别不高,可是责任很重,风险很大。尤其是给皇帝治病,治好了固然可以得到一些赏赐,可要是皇帝天命不济,因病“驾崩”了,御医轻则受罚,重则会被杀头灭门。因此,在太医院有一条谁都明白、谁都不明说的规矩,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此之外,就是各人都会利用行医的方便,为自己寻找“靠山”,有的是找宠妃,有的找宦官,有的是找皇子,有的是找皇后或太后,有的干脆就找皇帝本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自己的“前程”;另一方面,万一出点差错,也好有人“罩着”。可是乐显扬不喜欢这一套,对品级高低,也从不放在心上。他只喜欢攻读医书,研究药性。在老于世故的人看来,这就是不合时宜,不照定规办事。


  康熙博学,对天文地理、数学音乐等中西之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也热衷于医道,甚至在批阅奏章时,也经常给臣下开药方,一方面是体现“皇恩浩荡”,拉近君臣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表现一下自己知识广博。上行下效,那些后妃们有许多对医术不过是一知半解,可是也喜欢给自己或是给别人开方。皇帝和后妃们开的方,有时也会拿来请太医评点,每遇到这种情况,只要不犯“十八反”、“十九畏”,太医们都含含糊糊地应付一下就算了,可是乐显扬却认真评点,实话实说。这就很可能得罪一些人。


  中药材有的外表很相似,再加上炮制和贮藏的原因,很容易弄混。比如川贝母与平贝母、川木通与关木通、小菟丝子与大菟丝子、鸡血藤与大血藤等,它们虽然外形相似,药性却大不相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如果误用,很可能加重病情,甚至致人死亡。


  有时,御药房会请太医们帮助分辨药材,部分原因是有些药材确实难辨,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怕担责任。因此,太医们经常不是借故推托,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可乐显扬却不推辞。有好心人劝他:“您可想仔细了。这事做好了,未必能得到赏赐,可要是看走了眼,那可是关系身家性命的事。”


  乐显扬却说:“如果这些药分辨不清,一旦被误服,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文武百官、普通百姓,都有可能伤及性命,怎能袖手不管?”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乐显扬的祸福才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宣读诏书的地点在太医院的大堂上。堂柱上,镌着康熙御笔:“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这不仅道出了对太医们的殷切期望,更平添了几分皇家的赫赫威仪。许多人都在大堂外,敛声屏气地听宫里的人宣旨: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太医院吏目乐显扬,业擅传家术,授尔以登仕佐郎……”


  这时,那些为乐显扬揪着心的人们才放松下来,可乐显扬却没有显出有多么高兴。许多人都不解,虽说这“登仕佐郎”一般只是从九品,级别并不高,可毕竟是皇帝所封,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喜事。再说,此时乐显扬已经五十五岁了,能得到这么个从九品,更是幸事。可是他为何没有显出喜色?


  有位老御医见此捋捋长髯,沉思了一会儿说:“神稳气定,宠辱不惊,必有大志!”


  乐显扬闻听后,只是淡淡笑笑说:“过奖了,我从医只不过为济世养生罢了。”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乐显扬逝世,享年五十九岁。此时,他已经得到了“登仕郎”的封号,去掉了那个“佐”字,算是正职了。此外,他还得过“晋封文林郎,赠中宪大夫”的封号。“文林郎”相当于七品文官,但只是“散官”,不是“职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在岗的干部。七品相当于县令,和现代的“县处级”差不多。这个封号很可能是他在即将退休时得到的。至于“中宪大夫”,本是四品文官的封号,虽然级别不低,但属“赠”,也就是他的亲戚把自己应得的封号经过皇帝的允许送给了他。至于是谁这样慷慨,就有待于史料的发掘了。不过,乐显扬作为乐家的代表人物,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太医院,充分证明乐家传人已经成了有深厚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名医,并且有了相当的影响和地位。乐显扬在太医院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古方、宫廷秘方、民间验方和乐家秘方,这比任何封号都更有意义,也比他留给后代的物质财富更为宝贵。


  乐显扬有四个儿子,长子乐凤翔,次子乐凤鸣,三子乐凤仪,四子乐凤歧。乐凤鸣本来排行第三,因乐显扬的次子早夭,他便排行第二了。乐凤鸣字梧岗,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乐显扬很喜欢乐凤鸣,不过“爱之越深,责之越苛”,乐显扬对他的教育也非常严格,除了常给他讲人生的道理,讲世上的忠奸善恶之外,也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医药知识。只是年幼的乐凤鸣此时还不能完全领悟。


  康熙四十一年(1702),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是壬午年,乐风鸣乡试归来。这可是一件大事,乡试通过就是举人了。可是乐凤鸣回来后,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不看那些四书五经了,也不写那些八股文章了,像是个闲人一样。



  人们都感到奇怪:“他是中举了呢,还是名落孙山了呢?”


  “是啊,要是中了举,那就应当准备会考。要是没有中举,就当再接再厉,哪能这样清闲无事?”


  乐凤鸣有没有中过举,还真是一个谜。任何时代都有一股社会潮流,推动着人们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地前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考科举,走仕途,就是这样一股强大的潮流,它让读书人把做官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乐凤鸣因为父亲的成功,受到了比他的前辈们更好的教育,因此,考科举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按清朝的科举制度,没有任何功名的学子称为“童生”,童生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才能成为秀才。当了秀才之后,再通过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为举人。中举之后,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会试”,通过了会试即为进士(贡士)。进士分为三甲,头甲的第一名便是才子佳人戏里的主角——“状元”。


  乐凤鸣曾在自叙中说过“壬午年乡比后,闲居无事”。有人因而认定他没有中举,但是乐家的族谱上又记载着他受封为“内阁中书”。“内阁中书”是清代设的官职,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类的事。只有“秀才”的功名是不可能受封为“内阁中书”的。这和乐家族谱的记载不是矛盾吗?产生这种矛盾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种可能是,乐凤鸣在壬午年乡试时中了举,中举之后,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按清朝的制度,会试落榜的举人,也有当官的资格。因此即使乐凤鸣会试落第,他仍有资格受封为“内阁中书”。


  不避讳言,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内阁中书”是“捐纳”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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