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戴志悦 摄影 / 牛宏超
早上7：30，医生们正在7楼会议室交班，突然接到电话报告，10楼有等待移植的病人心脏骤停。7､8位医生护士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冲上楼梯，一路狂奔。我跟在他们后面，上气不接下气跑到10楼时，抢救已经在进行了。
然而，2小时后，这名患者，去世了，没等到那颗心脏。
在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的病房里，这样的终未期心脏病患者很多，他们的心脏随时可能停跳。
正是为了他们，董念国教授带领医生们，牺牲了日常临床工作之外的所有休息时间，全国各地奔跑取心脏，不分昼夜手术移植心脏。
2015年，美国克利夫兰诊所心脏中心主任Dr Sabik来医院访问，听说这个科室的这群医生2014年用休息时间，竟然做了84台心脏移植时，他惊呆了，问：你们还睡不睡觉？！
然而，接着，2015年102台！2016年100台！他们的心脏移植连续3年全国第一。
这是中国最拼的一支心脏移植团队，没有之一。
“等我不当主任那天，我想说，我对得起协和医院，但我对不起全科的兄弟姐妹们。”9年来，亲自带着大家一起拼的董念国教授，是一位不擅于表达感情的科主任，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如此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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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念国2008年接任心外科主任时，年仅44岁。
在有着150多年历史的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是她的传统王牌，在全国心血管专科排名第五。董念国主任上任第一天，他就在思考，怎样才能让科室整体处在高原的同时，发展一个珠峰。
他选择了做心脏移植。
心脏移植，是挽救终末期心脏病患者生命的终极解决方案，但在中国心血管外科的亚学科里，心脏移植还处于一个较边缘的位置。虽然每年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有80万人，但当时全国一年总手术量只有200例左右。
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原因，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得供体者得生命。供体数量，是严重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了死囚器官的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来源，中国的器官移植才开始被国际接纳。此前，中国的器官移植临床医生，被“不接受文章、不承认成果、不邀请参会”，被排除在国际学术圈之外。
此外，心脏移植本身有许多难以掌控的未知：不知道供体会出现在何时、何地；长途转运途中可能出现各种延误，导致难以在规定的时间内送达；受体的身体状况极差，随时可能发生猝死……
在我采访的那几天，为了等待一次全程跟访的机会，在武汉第五天才有一颗来自广州的供心。而就在一周前，这里的心脏移植手术几乎还以一周三台的频率在高速运转。
所以，心脏移植对于医生来说，除了手术本身外，还受到伦理、法律、社会现状等许多问题的限制，以及靠天吃饭的运气。
董念国主任作出这个决定，需要极大的决心。
他说，在当主任之前，一直觉得心脏移植很难，因为那时候做一台手术要动用全科的力量，其他常规手术都得停掉，所有医生都盯着、守着，移植效果却依然不理想。
然而，2008年9月26日之后的三个月内，他做了6例心脏移植，竟然全部存活。这给了他巨大的信心，从此举全科之力，利用日常手术之外的休息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心脏移植的研究和实践中。
2009年后的5年，手术量从12、11、13、30例增加到42例；经过几年全科的临床经验积累，2014年开始腾飞，以84例跃居中国第一，随后的2015、2016年，更是达到了102例和100例。至今心脏移植已成为协和医院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常规手术。
对于心脏移植来说，全国单中心能达到两位数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是个位数。而董念国的团队一年达到三位数，这不仅在中国是一个里程碑，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了。董念国主任还创下了几项纪录，心脏移植中年龄最小的，一名仅3个月、体重3.75KG的婴儿；年龄最大的，一位76岁高龄的老人。
到2014年，董念国仅仅用了6年，就实现了自己刚上任时的即定目标，在心脏移植领域，从国内强手如林的心外科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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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是冰冷的，但当与生命相连时，就是温暖的——9年，400颗传递生命的心脏，涉及800个家庭，是董念国和医生们用手和脚默默去完成生命的传递。
有一次，医生们从某地取了一颗捐献的供心，捐献者是一位遭遇车祸脑死亡的4岁孩子。术后，受体的孩子父亲突然拿出手机给护士长李燕君看，说：“我孩子的心脏就是这个孩子捐献的。”原来，供体当地媒体报道了这次捐献，并透露了供心运送去了武汉。亲戚在网上看到报道后发给了他，他悄悄把照片存了起来。他说：“我也是做父亲的，我只能把对那个孩子父母的感谢放在心里。”
心脏移植不是一台手术，而是多台手术，而且时间和空间“战线”极长。每一台手术，术前取心、术中换心、术后护心的整个过程要3组不同的人，每一个环节、流程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前后需要投入20多人。
赴异地取心，每次需要三位医生。一旦得到有供体的消息，年轻医生们就要放下手中的工作说走就走，半小时之内，临时组队的医生们就拖着装有手术器械、大冰块、共计200斤的三个大箱子奔向车站、机场，前往广州、上海、杭州、北京等任何一个城市。
移植的医生们有一个微信群，他们取名“奔跑吧兄弟”。他们真的是在奔跑，因为心脏的冷缺血时间越短，对移植病人效果越好，所以，他们常常拖着三个大箱子狂奔。
年轻帅气的陈澍医生调侃说：“以前瞧不起靠脸吃饭的，结果一不小心成了靠体力吃饭的。”2015年完成102例的这一年，取心组的医生就跑了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5圈。
有一次，刘隽炜医生带队到北京取一颗供心。他们带着供心一离开手术室，就打站车火急火燎奔向首都机场赶飞机。途中司机无意中抢了另一辆车的道，对方立即在路上展开报复并截住他们不依不饶。年轻的刘隽炜医生为了供心安全，强压下满腔怒火，多次道歉，对方才罢休。
这一件异常辛苦的工作，流程上的每一位医生都付出很多很多。
奔跑的医生们一旦踏上取心的旅程，就像战士执行任务一样，要全力保障供心安全。
而在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这个“大后方”，董念国主任亲自指挥着每一次取心行动，并等在手术室里操刀每一台移植手术，不分昼夜。
9年来，在这里完成的400台心脏移植手术，大部分都是董主任亲手实施，其中300多例都是在夜间通宵完成。
然而，移植手术完成，对于病人来说是新生命刚刚开始，对医生来说，也只是完成了工作量的2／3。病人离开手术室，进入移植术后监护病房之后，护心组的医生护士要日夜守着，直到生命体征稳定。仅2015年一年，“护心组”的蔡杰医生就在重症监护室守了200多个通宵。
就这样，一例一例去跑、去拼，这个心脏移植团队用休息时间，把每年心脏移植的数量做到了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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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在前面的人，要比别人面对更多的挑战。
有一次，年轻医生们从广州取了一颗心脏，由于天气原因，飞机晚点了，运到武汉时，冷缺血时间已经8小时以上。按照国际惯例，供心冷缺血时间一般在6小时以内。
然而，等待手术的患者病情极其危重，使用各种治疗手段后，血压仍然难以维持，随时可能死亡。两难之中，董念国教授立即组织全科专家进行讨论，重新评估了这颗供心，征得家属同意后，果断决定为患者冒一次险。之后经过艰难的麻醉、手术，等这颗心脏在患者的身体里重新跳动时，它的冷缺血时间达10小时47分钟。
“我们不是盲目做，心肌保护是我们科三十余年来重要的研究方向并获得了省部级科研成果进步奖，我们对供心评估积累了较多经验。而且，病人不装这颗心肯定马上就要死亡，装上还有一丝希望。”他说。后来，经过大家的努力和良好的术后管理，病人恢复得很顺利。
这是董念国教授使用过的冷缺血时间最长的一颗供心。这里使用的每一颗供心，都是经他亲自评估，这样两难的纠结，对他来说是常事。
在中国，因冷缺血时间过长，导致很多供心被浪费。因为国外的器官转运是专机专线，而中国的医生则要借助民航飞机、铁路、汽车“辗转反侧”。
在供体极度缺乏的情况下，这对终末期心脏病患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患者等不了。“国外有心室辅助装置，病人可以装上这种‘人工心脏’从容地等待供心。而中国没有‘人工心脏’，即便有，光设备本身10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就是一般中国人无法承受的。”董念国主任说。
终末期心脏病患者1年病死率达70%，猝死率60%。他们必须赶在心脏彻底罢工之前完成换心，此外无路可走。
供体，是解决器官移植之困的唯一方案。推动公民自愿捐献，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努力；发明心脏的替代物，更是漫长的医学研究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要给病床上的患者解决眼前的困境。董念国教授开始思考，如何将现有的供心充分利用起来，使那些在边缘的供心不被浪费，因为每一颗供心都弥足珍贵。
提高供心利用率，扩大供体来源——“协和模式”就这样被“逼”了出来。
几年来，董念国教授的团队在心肌保护、免疫抑制、心脏辅助及术后监护方面的艰难的探索，建立了一套完善有效的模式，突破了常规供心使用的边界，提高了供心的利用率，扩大了供体来源。
根据团队目前的随诊观察结果，他们使用的这类边缘供心，与常规供心在移植效果上相差无几。团队整体的移植效果，围术期、1年、3年、5年存活率分别为96.6%、90%、86%、84%，均高于国际的90%、81%、75%、69%。
当然，术后远期效果还需要靠时间来证明，“但不管怎么样，近中期的效果很好。这些病人不做移植是死，做了之后，你可以让他活下来，以后还有机会再次治疗，比如5年、10年、20年之后再等到一颗供心，就算是过渡也是有意义的。”董念国说。
医学的探索，需要敢于打破常规。
几年来，每一颗供心，都是年轻医生们风雨无阻用双腿跑回来，带着他们的汗水和心血。而几百个夜里，董念国教授在手术室，面对每一颗供心的评估。对他来说，也许最费神的并不是手术，而是用与不用的决策，短短的几分钟却需要深厚的临床经验；对他来说，也许放弃是容易的，而“使用”之后所带来的压力，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和责任感。
“别人只是想，而我们是亲自去做，只有亲自去做才能慢慢突破、改进和完善。”董念国教授说，只要把握好治疗原则、国家法律法规、从病人的利益出发这三大原则，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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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听完两名年轻护士的英文演讲，董念国主任落泪了。
在两人独处的专访中，他坦露心扉：“我的女儿比这两个护士还大一点，和她们相比，她们多辛苦多累。把孩子放在医疗工作环境里，她们的父母一定也很心疼，这种感受，只有像我这样年纪的老大夫才能体会。”
然而，就像中国的父亲总是把感情深藏一样，在年轻的下级医生面前，董念国教授是一位“严父”。他不擅表达感情，也不苟言笑，对临床工作的细节要求极为严格，不仅对年轻人，更对自己。
心脏移植在武汉协和心外科是一项“额外的工作”，这个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包括董念国教授，都还承担着繁重的日常工作。全年平均每三天一台移植，最多的时候，一天三台。白天两三台常规手术，晚上继续做移植手术，常常持续工作24、36小时甚至48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有一天晚上，董念国走进电梯，自顾低头看手机。只听到电梯工作人员说：“我们改往下走，先送这位教授下楼可以吗，这样他可以抓紧时间回家休息。”原来，他进错了上行的电梯，连电梯工作人员都心疼，知道这位教授常常通宵在做心脏移植手术。
科里的刘金平教授带着一个医疗小组，同时他还担任武汉协和医院器官移植办公室主任。多年来除了日常繁重的手术之外，主要是协助董主任做心脏移植，一周只回家一两次是常事。问他，家人能不能理解？他说：“不理解也得理解。”
“我女儿到现在还有很多不理解。但从事了这个职业有什么办法，心外科医生和别的科不一样，他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病人、观察病人，那种‘提高效率’之类的话，哪个不想提高效率？但这个专业只能这样做。”董念国教授说。
董念国教授1986年大学一毕业就来到科里，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刻苦、执着的劲儿，让科室的前辈都看在眼里，从各个方面严格细致地磨练培养他，44岁就当上了主任。
他办公桌上有一个红色小木箱，是一位日本教授送给老主任叶世铎教授的礼物，叶主任转送给了当年还是年轻医生的董念国，并说：“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的论文装进去，等你把这个箱子装满了，到100篇了，你就差不多了。”
后来，这个箱子，董念国没舍得装自己的论文，装的都是叶教授的幻灯。
几年前，体外循环医生李平还在读研究生时，去董主任办公室取东西。当她推开办公室门时，无意中看到董主任正在笔记本上记录当天手术过程——这样的习惯，他一直保持着，这是医生最珍贵的总结与思考。
董念国感恩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造就了他，因此他有责任继续给年轻人营造这样的环境。“对年轻医生，如果不有计划地培养，一两年看不出来，三四年就会知道后继乏力了。”他说。
在他看来，外科医生最难的是科研思维，需要创新，所以尽管科室的临床工作量很大，人手很紧张，董念国仍坚持要把科里每个年轻医生都送到国外学习至少一年，“把年轻人丢进美国的科研环境里，了解西方究竟是个什么模式，耳濡目染地培养科研的思维方式。”他说。
当一名心外科医生，很累。而对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的医生来说，用本来应该休息的时间，几年内，把心脏移植的数量做到全国第一，其中付出的辛劳更加巨大。
刘金平教授坦言，累到极限时也会心烦，“微信朋友圈里看别人天天晒这晒那，我们就天天晒时间，两点、三点，如果病人情况好心里还有点安慰，如果不好心里就更难受了。”
董念国教授深知年轻医生们的辛苦，他说：“年轻医生没日没夜，周末都在这里，确实很累，很不容易，所以我对院领导说，等我不当主任时，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对得起协和医院，第二句话就是，我对不起全科的同志们。”
采访中，我曾亲眼见证这些年轻医生们竭力的奔跑，他们买过站票，挤过春运，在过道上席地而坐，忙得只能边走边吃方便面，常常拖着200斤的箱子在机场飞奔……有时难免有怨言，但从不会停下脚步，因为他们面对的是随时会猝死的患者，作为医生，他们责无旁怠，更是医生的本能。
董念国主任说：“我不知道，等我不当主任的那一天，他们会如何评价。不过我想，对年轻人来说，一方面很累，一方面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
累，是年轻人成长的一部分，是成长的代价，也是作为医生的坚持。
董念国说：“对医生来说，放弃很简单，但对于一个生命来说，一旦医生放弃了，就什么希望也没了。”
版权声明:戴戴（戴志悦）曾任人民日报《健康时报》编辑部副主任、腾讯网健康频道副主编，现为独立医学记者。近年来发表于网络上的所有文章均归个人所有，未经授权，任何平台、媒体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如需使用，请联系戴戴本人取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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