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抗慢呼吸病，王辰、钟南山等专家有话和你说！

王辰院士指出，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包括：

有慢阻肺家族聚集高发情况者，吸烟者及家里有长期吸烟的人，长期暴露在不良空气环境下（如粉尘等职业环境）的人，幼年时期有长期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或者有呼吸道症状的人（如咳嗽等）。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陈荣昌教授总结出我国慢阻肺的三个特点：

一是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由于使用生物燃料（如柴草）导致的慢阻肺远多于国外；

二是大部分慢阻肺患者因对疾病的无知而未就医；

三是与国外相比，我国嗜酸性细胞增高的慢阻肺患者比例高，分别是20%和40%（我国部分地区调查结果）。

“嗜酸性细胞增高代表有与哮喘相关的气道炎症，慢阻肺本身也有嗜酸性细胞高的表现。” 陈荣昌教授如此强调。

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申昆玲教授指出：

2010年的流调显示，中国大陆儿童哮喘的患病率是3%，有些城市，比如上海达到了7%。而在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同样基因背景下，其儿童哮喘的患病率约为10%。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儿童哮喘患病率还有增加的趋势。

申昆玲教授根据相关研究，总结出哮喘患病率增加的七个原因。

一是遗传因素，比如家庭有过敏的遗传史和慢阻肺的病史等。

二是大量的异体蛋白的进入，包括牛奶的食用。

三是所谓“卫生理论”，即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好转，卫生情况的改善，感染性疾病的控制，过敏性疾病就会增加。例如，在东西德没有合并之前，东德因经济水平较低、卫生状况差，感染性疾病多，但过敏性疾病比西德少很多。东西德合并以后，原东德地区的卫生水平、经济状况跟原西德地区接近之后，最大的改变是过敏性疾病明显增加。

四是所谓“过敏进程”，即过敏性疾病从一种转到另一种，比如刚出生的小孩对牛奶过敏，表现为湿疹，随着年龄增长，湿疹转变成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这也是被证实的。

五是环境因素。环境中有很多污染物，都可能对呼吸道上皮造成损伤，如吸烟和空气污染，都是危险因素。

六是早产，因为早产儿的肺没有发育好，处于肺功能比较弱的状态。这样的孩子如果在4岁的时候器官发育仍达不到正常水平，其肺功能就永远在低水平，就容易发生包括支气管哮喘和慢阻肺等疾病。

七是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因为抗生素的大量、反复、长期使用，可以改变肠道菌群，而肠道菌群的改变又跟过敏相关。所以，儿童特别是1岁以内幼儿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也是增加过敏发生的原因。

钟南山院士带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我们第一个开展了针对慢阻肺的社区筛查研究，筛查中发现存在危险因素者，如使用生物燃料、被动吸烟，再加上肺功能达到了慢阻肺的水平的人，我们就对其进行多种形式的疾病干预。在研究入组的700多人中，有70%以上都没有症状，或者有很少症状。干预了两年，去年研究开盲以后发现，这些人的肺功能有明显的改善。这个研究有可能为将来全世界的慢阻肺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这一研究结果，显示了早期干预在慢阻肺防治中的重要作用。按照钟南山院士的话说：“当慢阻肺患者出现症状的时候，其肺功能最少已下降百分之四五十。等到这个时候才去就医，晚了！”

王辰院士则强调肺功能检查的重要性：“现在人们有点不舒服了，头晕了，量个血压已习以为常，但操作起来比量个血压复杂不了多少的肺功能检测，却长期被忽视，以至于相关设备短缺，医务人员安排检查的意识不足，检查操作的规范性也存在问题。所以，大量的慢阻肺患者就因为没有及时进行肺功能检查而漏诊。”他指出，慢阻肺患者到了肺心病阶段才被查出来，此时再治疗，不但代价巨大，而且效果也不如早期治疗。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已经把肺功能检查纳入体检的范围。

目前我国呼吸慢病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治疗依从性差，这缘于患者对吸入激素副作用的担心。

对此，申昆玲教授以哮喘治疗为例解释，吸入糖皮质激素是全球公认的哮喘首位治疗方法。糖皮质激素采用吸入方式，吸入体内并真正入血的激素含量非常低，而且药物直接作用于气道，是最好的治疗哮喘的方法。

在哮喘的治疗上，申昆玲教授还向记者介绍了两种非药物治疗的方法。

首先是脱敏疗法。申昆玲教授说，现在国际上把脱敏作为改变过敏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主张早使用。国际上做过一个研究，即对因花粉过敏导致过敏性鼻炎的患儿用花粉脱敏。该研究既观察对患儿过敏性鼻炎治疗的效果，也观察经过五年、十年之后，患儿发生支气管哮喘的比例是多少。结果发现，治疗组患儿过敏性鼻炎得到明显控制，而其支气管哮喘的发生率比对照组减少60%左右。

其次是鼓励母乳喂养，因为母乳喂养肯定可以减少婴幼儿过敏的发生。如果不能用母乳喂养，在选购奶粉或者动物的乳液时，也要选购经过相关处理的奶粉，以减少过敏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