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困乏、不安、中危、拼命、用力，是无数当代人的状态。在朋友圈里叫嚣着逃离北上广，实际上大部分人正在逃离回不去的家乡。就像很多人常说的那句话：我不敢倒下，因为身后空无一人。
01
分享一个听来的段子：还记得毕业进入社会时，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啊，这样会让你飞快成长的。”老板果然没骗我，才工作一年，我看起来就好像40岁大叔……
焦虑、困乏、不安、中危、拼命、用力，是无数当代人的状态。
浙江一家网络科技公司28岁的女员工猝死在家中。女孩出身农村，对外汉语专业，长得好看又能力出众，是全家人的骄傲。
她曾不止一次向父母表达过承担家庭负担的意愿：“我一年工资有20多万了，你们以后不用干活了，我会负责的。”
可辛苦、疲劳、压力过大，没有规律的生活，团队领导的责任，让她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
5月14日晚上，她发了最后一条朋友圈：我烧糊涂了。然后陷入失联，直到第二天下午房东破门而入，才发现悲剧已经发生。
这不是第一个因劳累倒下的年轻人。搜索“工作”“猝死”会发现，悲剧的主角大多恰恰是以为自己身强体壮，年轻就要好好拼的青年人：
这些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当来自工作、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越发实际，梦想就不再是动力，反而变得虚无缥缈。
就像很多人常说的那句话：我不敢倒下，因为身后空无一人。
02
焦虑感是年轻奋斗者共同的符号。在朋友圈里叫嚣着逃离北上广，实际上大部分人正在逃离回不去的家乡。
城市数据团曾发布过一份报告，通过人口普查数据和迁徙数据表明了一个观点：看似人口庞大的中国其实面临青壮年人口危机，以劳动力比作城市血液的话，省会和大都市正在吸干周边地区的血以维持繁荣。
北上广向周边城市劳动力抽血图|城市数据团
在这些劳动力饱和甚至过剩的大城市，每一个外来奋斗者的身上都分摊着压力：在这里，机会很多，但竞争者更多。
不少年轻人，挤过高考独木桥，四年后跌跌撞撞进入社会，却发现年年都是史上最难就业年，闪光文凭或许能赢得一份工作，职场上每进一步还是各凭本事。
据麦可思发布的《2017年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仅为3988元人民币，就业率已经出现两年连续下滑。
2014-2016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麦可思《2017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在整个找工作难、创业更难的环境下，失业对于一个贫寒家庭奋斗上来的年轻人而言，是无法承受之重。
其实在职场讨生活的大多数人，都在被焦虑感裹挟着挤压向前。
尽管这份焦虑感会外化成一些光鲜的东西，如过年回家时长辈热情的询问，平日朋友圈里不经意的炫耀，同学聚会上旧友艳羡的目光。
03
天下年轻人一样苦：穷困和孤独是常态。
之前看到一个讲年轻人的段子：快三十的人了，仍然像20出头的小伙子一样半夜打游戏，约会穿T恤，偶尔小火煮锅泡面陶冶情操。人家问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我总是笑而不语：快三十了，赚得跟二十岁的时候一样多，能不年轻么。
在全球化这个大趋势的推波助澜下，一系列债务、失业、房价飙升以及人口结构变化成为发达世界年轻人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里所面临的危机。
综合起来，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到了年轻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从数字上看，他们赚得比爹妈年轻的时候要多，实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一组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精神面貌对比
我们曾写过一篇文章《应景反思：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穷》：
1991年，英国25岁至34岁青年人有65%拥有自己的房子；到201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43%。“代沟”这个词所指的不仅是文化上的差异，还标明了代与代之间经济差异的鸿沟。
三十年前的年轻人，平均工资基本高于国民平均水平，现在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这么好的事了。
英国卫报的统计显示，从1970年到2010年，25到29岁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相比，在美国下降了9%，德国下降了5%，在意大利则下降了19%，只有澳大利亚增长了27%。
可以说，除了澳洲，其它地方的年轻人都越来越穷。
25-29岁年轻人收入变化（制图Guardian）
越来越穷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生育率下降，因为穷人找对象实在太难了。在这个年轻单身狗越来越穷的世界里，约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让他们不堪重负：
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年轻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都超过40小时，大部分人达到47小时，除此之外还有十几小时与工作相关的社交和回邮件时间，哪还有时间全身心去恋爱？
人人在社交平台上狂欢，却还是孤独的像条狗。
04
在整齐划一的焦虑感驱使下，很多人的生活走向了这样一种模式：以前拿命挣钱，后来用钱换命。
亦舒借她笔下的女主角喜宝之口，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那么就很多很多的钱。”
其实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如果都没有，有健康也是好的。
看过《喜宝》的人，可能会对商界精英勖存姿印象深刻。勖存姿冷静、精明、无畏，他年轻时也是一个强壮俊美的男人，但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却对“老”这个概念近乎执念地忌讳，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深深的自卑。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医药公众平台丁香医生推送过一篇文章《我们和遭遇癌症的年轻人聊了聊：恐惧、死亡、爱和被爱》。
文中那些得癌症的年轻人，在经历变故之后，他们有的更加想赚钱治病，有的更加想享受安宁时光，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生命的优先级有了不同的理解。
他们“既认同死亡，又顽强抵抗”。其中一名34岁患乳腺癌的女孩说：“有人说生命不在于长度，在于宽度，但是站在我这个阶段，我绝对不会说不在乎生命的长度，我情愿生命的宽度没有那么宽。”
我曾因一些现在看来无关紧要的心事，有过一次通宵的体验：
三点钟，微微有点头晕，感觉挺精神；四点钟，喝了一杯咖啡，心跳变得非常清晰和急促；五点钟，觉得自己必须要去睡又彻底睡不着，耳朵有微微的鸣响，感到头发正从头皮上脱落；
六点钟，全身不舒服又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舒服；七点钟，天亮了。
工作后，这样的感觉周而复始：每天都说一定要早睡早起，但每次还是深夜不睡。发现自己皮肤越来越糟糕，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接近55万；平均每天有上千人因为各种原因猝死。加班、熬夜，从疲劳到癌症只需4步：轻度疲劳，深度疲劳，脏器变异，诱发癌变。
长时间作息紊乱，致使身体功能异常是癌症的最大诱因。健康像空气，存在的时候感觉不到，失去的时候才发现不可或缺。
不要等摔伤了才知道好好走路，不要等生病了才知道健康可贵。
05
知乎问题“长大后，你悟出过哪些不一样的道理”下，用户“张斯托洛夫斯基”有个特别的回答：
其实“性格好”“讲道理”往往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才有资格表现的品质。
和人一起爬山，有人两步就嚷嚷累，不一定是他毫不在意出游的气氛，可能是他身体弱容易觉得累。这时有人接过他的包抗在自己肩上，固然是这人慷慨相助，但也是他体力充沛，以至于不觉得帮人拿个包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以前觉得只要努力，就可以意识集中，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温柔地对待任何自己想要温柔对待的人。
但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我发现，控制情绪的难易程度和身体状况是息息相关的，意志力能解决的问题比我想象中的少得多。身心健康，身在心前。正在经受身体痛苦的人，很难保持内心不扭曲。
身体不好，情绪糟糕，工作也容易出麻烦。这像是无限循环的噩梦醒不过来。
拼命的本钱朽了，通往前程的脚步自然慢了下来。很多励志文章里说，热爱工作的人也热爱生活，精致的人会把完美带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但我见到最普遍的状态却并非如此，若非有强大的意志力，一个被工作填满的人生活往往要么大道至简，要么一团乱麻。因为保持完美的工作状态，已耗尽了他所有力气。
06
最无奈的部分是，很多工作只看结果不问过程。见过凌晨四点的北京，老板可能只觉得你效率低。
《穿普拉达的恶魔》中，安迪没把工作做好，被女魔头训哭后跑到同事那里诉苦，却反被教训了一顿：
“如果觉得累，辞职好了。我可以在五分钟内找到一个很想要这份工作的女孩顶替你。你根本没有努力！你在抱怨！你希望我对你说什么？要我说‘真可怜，马林达又欺负你了，真可怜，可怜的安迪’？她只是在做她的工作，而你还抱怨她为什么不亲吻你的额头，每天都给你的作业批个金色五角星。醒醒吧，亲爱的!”
电影《穿Prada的恶魔》剧照
在生活的暴击面前，除了绞尽脑汁动用自己有限的智力，除了用力工作，似乎没有更多好办法。
开头提到的那位拍完婚纱照猝死的女孩，身后就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压力。她的父母都是农民，家中还有一个刚考上三本的弟弟。从小受到的教育让她表达了反哺家庭的意愿。
“她把自己当女强人，对她爸妈说，我一年工资有20多万了，你们以后不用干活了，我会负责的，家人也把弟弟的压力加到她身上……父母也说哪怕你出嫁了，以后也要帮弟弟的。”
“她自我要求也很高，这段时间又想买房子，又想结婚，把自己累垮了……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生活不是《欢乐颂》，但现实版樊胜美的故事不止一个。背负着家庭厚望与个人理想一起前行的年轻人，太多太多。去年9月，26岁北漂演员徐婷离世引发了巨大争议。
大家惋惜年轻生命患癌离世的同时也在讨论，是什么样的生活重压，能让一名正当年华的少女将癌症视为“轻松”和“解脱”：
五年来拼了命地拍戏给弟弟交学费、交房租、替父母还债、买房…无数次熬夜拍戏、累得腰间盘突出仍然大冬天泡在冰水里拍戏、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五年拍了几十部戏的钱全给家里了，自己从来舍不得花…在我得知得了癌症后居然有一丝的轻松…我感觉我要解脱了…”
生病后，徐婷曾在微博晒出自己照片
大部分人没有雄厚的本金和四通八达的人脉，没有开阔的眼界和灵活的头脑，在资金、教育、知识、能力、人脉、机会上都有欠缺，只能靠卖自己的时间、体力去赚钱。
不知道哪一天会倒下，但不敢不前行。贫穷和困顿像一个闭环，锁住了他们的人生。
有一次看后台留言，有个粉丝说，他才25岁，却已经觉得自己老了。大学毕业，刚决定去沿海闯荡一番时，母亲病了，被确诊癌症晚期。他在单亲家庭长大，知道消息感觉天都是灰的，只要再等两年，再等两年他就可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了。
而那时刚刚工作的他根本无法支付母亲的医疗费。走投无路的他只能通过朋友借高利贷，然后没日没夜工作还债。
母亲去年走了，他延续了母亲两年的生命觉得很高兴。现在的他孑然一身，还是每天没日没夜工作。债倒是还完了，只是习惯了，觉得钱才能给他安全感。
小时候穷字简单，语文老师教qi ong，二声；长大后这个字却是要上下拆开：拼尽力气才能换得一个安居之所。
07
张爱玲说：“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
有些责任，未到中年就已经到来了。
某次聚会，听到一段对话：“为什么学生时代不好好学习的人，工作之后那么拼命？”“大概是因为长大了，懂事了，明白只能靠自己了吧。”
每个人都不容易，我明白年轻的你所有的焦虑和无奈，也理解你为什么拿命换钱，所以不劝你不奋斗。
但我希望你不要像《幸存者回忆录》里写的那样：
“做孩子的时候感到无聊，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又向往返回童年。我们浪费自己的健康去赢得个人的财富，然后又浪费自己的财富去重建自身的健康，我们焦虑地憧憬未来，忘记眼前的生活。活得既不是为了现在也不是为了将来。我们活得似乎永远不会死，我们死的时候也好像从来没活过。”
愿你只吃该吃的苦，每一份付出都有最大的回报。
愿你来人间一趟，可以看看太阳。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 作者：槽值小妹。
拓展阅读：关于死亡，这可能是一篇颠覆你认知的文章
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
但这些发布很健忘——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
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作者 | 拾遗
1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
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
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
“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
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
“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
“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2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
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
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
3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
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
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
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4
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于是她携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
“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陈小鲁一直后悔没有帮父亲有尊严地离开。
陈老帅病重到最后，已基本没有知觉。
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插满了管子，就是靠呼吸机、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
“父亲心跳停止时，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非常痛苦。”
陈小鲁问：“能不能不抢救了？”
医生说：“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
当时，陈小鲁沉默了，他不敢作这个决定。
“这成了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了解罗点点和陈小鲁倡导的“尊严死”后，欣然填写了生前预嘱，申明放弃临终抢救：“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兰病重入院，家属和医生谨遵其生前预嘱，没有进行过度地创伤性抢救，李又兰昏迷半日后飘然仙逝，身体完好而又神色安宁，家人伤痛之余也颇感欣慰。
“李又兰阿姨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罗点点很感动。
5
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何谓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
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
何谓缓和治疗？
“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
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
1、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
3、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这时，医生除了“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
1、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
2、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
3、听病人谈人生，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
4、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
5、帮他们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
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我可以去旅游吗？”
医生亨利回答：“当然可以啊！”
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
6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
一是治疗不足。“生病了缺钱就医，只有苦苦等死。”
二是过度治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尤其是后者，最让人遭罪。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
“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
每天，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
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
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
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
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
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
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
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
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
又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离世了。
整个医院，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
“在那里，我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
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
7
穆尤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在美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让许多美国人开始反思：“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
美国人约翰逊看完这篇文章后，立即给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电话：“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过度治疗。不要再抢救了，让老人家安静离开吧！”
太太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二天，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间。
这件事，也让约翰逊自己深受启发：“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将来若是神智清楚，就算这是座右铭；如果神智不清了，就把这个算作遗嘱。”
于是，约翰逊写下了三条“生前预嘱”：
1、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亲人，多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
2、遇到天灾人祸，而医生回天乏术时，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
3、没有生病时，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
随后，约翰逊拨通电话，向穆尤睿征求意见。
穆尤睿回答：“这是最好的死亡处方。”
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是像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
英国人大多选择了前者，中国人大多选择了后者。
8
这是上海“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说普通，是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各大医院发生——一个80岁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
家属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
4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他活了下来。
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
偶尔，他清醒过来，痛苦地睁开眼。
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
家人轮流昼夜陪护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每看到一点变化，就会立即跑来找我。
后来，他肿了起来，头部像是吹大的气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气道出血不止，
这使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
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
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
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
每当这时，他孙女总低着头，不敢去看。
可每天反复地清理，却还能抽吸出很多。
我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
而他们，仍表示要坚持到底。
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
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
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
他的死期将至，我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
便对他孙女说：“你在床头放点薰衣草吧。”
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
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
他的枕边，躺着一大束薰衣草。
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
十天后，他死了。
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模样。
我问自己：如果他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
这十天里，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力，生命的意义何在？
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
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
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
9
2005年，80出头的学者齐邦媛，离开老屋住进了“养生村”，在那里完成了记述家族历史的《巨流河》。
《巨流河》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多个奖项。
但时光无法阻止老去的齐邦媛，她感觉“疲惫已淹至胸口”。
一天，作家简媜去看望齐邦媛。
两个人的对话，渐渐谈到死亡。
“我希望我死去时，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最后一刻仍然书卷在手，
最后一刻仍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
最后一刻眉宇间仍然保持一片清朗洁净，
以“读书人的样子”死去，这是齐邦媛对自己的期许。
你呢？
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
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家属，你期待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
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
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
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
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
“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
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说：“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尼采说：“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我们，至今还没学会如何“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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